台灣半導體產業被認為是一個奇蹟，每每提到這個奇蹟，行業內的領袖總會想到孫運璿。接著便是一陣噓唏：今天的孫運璿在哪裡？
從唐太宗到現代新加坡，歷史反覆證明，識人與授權，是國家興盛不可或缺的力量。
人類歷史上，國家興衰取決於一個核心條件：領導者是否懂得識人、是否願意真正授權。賢才固然重要，但若領導者無遠見與胸襟，即使再出色的人才，也只能被體制消耗。歷史無數次印證，「良相出於明主」並非偶然。
李世民重用房玄齡、杜如晦，又能容忍魏徵直言，因具備真正器量。貞觀之治的穩定與繁榮，來自於領導者識人善任、聽得進逆耳之言。同樣地，康熙重用張廷玉、陳廷敬，透過制度奠定清朝長治久安。
美國建國初期，華盛頓同時重用理念南轅北轍的漢密爾頓與傑佛遜，專業分工使制度得以穩固成形。二戰時期英國，邱吉爾邀請反對黨領袖艾德禮共組戰時內閣，整合不同立場推動國家度過危機。
領導者若能容納異見與信任專業，國家自然能累積集體韌性，抵抗外部衝擊。
日本明治維新時，明治天皇將大權交託改革派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推動徹底現代化。新加坡建國初期，李光耀掌控大方向，大膽授權吳慶瑞、拉惹勒南領導各自領域，建立透明有效的責任制度。
賢才得其位，國家躍升於變局之中。這是一個歷史規律，不因地域文化而異。
晚清失敗提供了反證。慈禧後期用人唯親、權力自持，自強運動停滯，甲午戰敗，清朝終至滅亡。當權力以個人好惡取人，國家體制再強也難以挽救頹勢。
台灣從不欠缺良相人才，無論科技、經濟、醫療、外交領域，皆人才輩出。然而缺乏願意識人不疑、授權且長期支持的明主，使得人才無法登上能夠真正發揮的舞台，只能在體制邊緣苦撐或選擇離開。
民主選舉賦予領導人正當性，同時帶來沉重政治包袱。領導人在選舉競爭下，被迫迎合短期民意，只能關注兩三年內局勢，難以制定跨越十年二十年的長遠規劃。這種結構性侷限，使得任何需要長期耐心推進的改革，難以真正展開。
更嚴重的是，激烈選舉出身的領導人常高估自己能力，將勝選視為個人最終正當性，自視良相，自任決策中心，不願放手授權。他們相信自己最懂得治理，結果把內閣僅當作執行者，而非思考與創新夥伴。這種文化持續蔓延，真正具備專業判斷與戰略眼光的人才，不是被壓抑就是流失。
久而久之，台灣政治體制逐步出現權責錯位畸形現象：總統插手行政院長該管的事，行政院長忙於部會首長層級細節，部會首長淪為局處司長，疲於應付日常瑣務與上級壓力。國家治理格局與視野，也在這種角色錯位與碎片化中急遽縮小。
過去三十年，台灣歷經十數位行政院長、數十位財經與科技部門首長，多數任期短促且受制於體制內部掣肘。即使有優秀人才，缺乏長期信任與充分授權的環境，也無法累積成為時代推手。孫運璿、李國鼎那樣開創新局的幹將，在今日體制無從再現。
台灣經濟曾在1970－85年代靠著一批充分授權、獲得長期支持的技術官僚推動轉型；而當今日政治生態失去「長期信任－充分授權」基礎，即使人才仍在，也難以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集體力量。
這一切，值得台灣社會各界深刻反思。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干政」？民進黨幫派治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經濟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