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初開始，程醫生在醫院產科工作，如今定崗在河南一家市級婦幼醫院。在過去短短幾年裡，隨著新生兒數量逐漸減少，她見證了中國產科隨著新生兒數量減少緩步進入寒冬的過程。
她回憶，二胎政策出台時，她還是一名醫學院的學生，彼時志向為產科的學生心懷澎湃，認為自己趕上了「時代的需要、來得正是時候」。
2016年，中國迎來1883萬新生兒，彼時，產科專題紀錄片《生門》在中國引起轟動，婦產業務相關私立醫院近乎瘋狂地膨脹發展，生育相關產業和社會議題欣欣向榮。
但事與願違，多孩政策帶來的紅利短短幾年裡逐步消失，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2022年，這個數字是956萬；2023年，出生人口降為902萬。
作為迎接新生兒的第一站，產科是最早感受到人口結構變化的地方，也是最早承受人口結構變化帶來衝擊的地方。
據中國媒體的公開報導，僅是2023一年裡，中國多地就有數十家醫院合併或直接關停了產科部門，這些醫院包括綜合性三甲醫院、鄉鎮醫院、私立醫院和中醫院。嚴峻情勢之下，多位醫師公開發文呼籲「救救產科」。
程醫生的同學和同事裡，一些人開始備考公務員、隨時準備永久離開醫療行業；程醫生自己面對每月漸低的工資條愁眉苦臉，她也開始尋找跳槽的機會；新生代醫學生裡，有意產科的學生僅有寥寥幾人。
「我上週在訪問河北省一家規模還不錯的醫院，當地的生育率跌到此前三分之一的水平還不止，這樣的情況下，產科要怎麼活？已經不是產科業務量下降的問題，而是產科如何活下來的問題，」中國婦產科專家龔曉明博士這樣對BBC中文表示。 「業務量降低到很少的情況下，醫院維持科室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情勢嚴峻的產科
程醫生說，她所在的市級婦幼醫院是當地孕產婦的首選去處，但依然能感受到「來訪業務量逐漸下降，顯出頹勢」。
在與中國媒體《澎湃》的對談中，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產科主任醫師段濤表示即便在專門服務孕產婦的婦幼保健院，一些地區的業務量也已經下降了50%到60%，過半業務量的流失會導致「發不出績效獎金，也留不住醫生們」。
今年2月，他在微博上公開發文，呼籲「救救產科」，這條收穫兩千六百多條轉發、且逐漸引起「破圈討論」的帖文，陳述了部門調整導致有資歷的產科主任被迫轉型、新入行人數不夠、產科地位不被承認等一系列難題，而新生兒的逐年減少是壓垮產科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西省贛州市定南南方中西醫結合醫院在今年初起也逐漸停止產科業務。 2017年，贛州市迎來14.4萬新生兒，但去年已跌到6.36萬。
定南南方中西結合醫院的遇冷不是少數，根據中國媒體已經披露的報導，產科「關停潮」影響的醫院以中醫院、鄉鎮醫療機構為首。
程醫生表示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孕產婦在生育問題上更信任全面的綜合大醫院，或者專業的婦幼，總業務量下降的情況下，中醫院和鄉鎮醫療機構一定是最早受影響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多家媒體在2023年末即已收到政府禁令，將「產科關停」相關議題提上紅線，不允許觸碰或報導，這導致相關新聞和數據缺失，僅有寥寥幾條一經發出、即引起公眾廣泛討論的碎片報導，中國產科關停的具體數據也無從得知。
贛州市第五人民醫院是一家三甲醫院，但今年3月11日起，該院也已停止產科服務。副院長周觀林對媒體表示，平時醫院產科住院病人只有個位數，醫護人員則有十來位，婦產科成立以來，每年穩定虧損300萬元。
為了應對「產科關停潮」，中國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在今年3月發布《關於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明確要求人口30萬以上的縣市必須有2家公立醫療機構能夠開展助產服務，30萬以下的縣市起碼要有1家公立醫療機構。
這項通告也特別提到，產科醫護的薪酬不得低於醫院的薪酬平均水準，且「嚴禁向產科和產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指標，產科醫務人員薪酬不得與藥品、衛生材料、檢查、化驗等業務收入掛勾」。
尷尬的產科地位
中國衛健委提出的關於產科醫護收入的通知和產科在醫院的尷尬地位直接相關。
程醫生對BBC中文表示，以她的工資結構為例，儘管由於規定不便詳細展開，但「績效」是工資的主要組成部分，公立醫院皆是這樣。
「但今年5月起，我的績效就已經發不出來了，四月的績效到現在都沒發，」程醫生這樣說。「工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離譜地低，不是只有我低，大家都低。」
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產科醫師的收入都普遍低於其它科室。在中國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中僅有不到20%來自固定收入，其它均來自績效，和業務量直接掛勾，目前這個情形下，產科醫生的收入是穩步走低的。
享受地方撥款兜底的公立醫院尚且如此，完全依賴業務量的私立婦產醫院更是深陷囹圄。根據中國媒體報導，私立婦產醫院曾風光一時，2003年到2014年間，民營婦產專科醫院從23家擴展到460家，其龍頭企業和美醫療更是在2015年於港交所掛牌上市。
但隨著中國新生兒數量逐年下跌，市場快速縮水，和美醫療2021年退市，上海艾爾貝佳、長沙百佳瑪麗亞醫院等因經營狀況較差、陸續關停。
「一家醫院的決策投資周期至少3至5年，二胎放開後的一個週期內，大家賭需求量會上漲，所以加大了投入。結果，醫院分娩量越來越少，業績下滑，無法保證員工薪資，醫生流失，運營狀況越來越差，」段濤對媒體這樣分析。
此外，在綜合性醫院內部，產科也處在一個「尷尬位置」。
「產科講究臨床經驗。這裡是靠病人的信賴搭建起來的科室，沒什麼基礎研究，所以沒有什麼科研產出，這也就意味著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資金、青年才俊——和產科無緣。」
在段濤的「救救產科」貼文裡，他解釋，在當下中國公立醫院的考核標準裡，高難度手術、解決疑難雜症的技術創新是最突出的兩個指標。
但對產科來說，首要原則是保障母嬰平安、而不是主動尋找呈現高精技術的機會，漫長的產檢過程已經篩去大多數風險，這樣情況下，「自然產」（中國稱「順產」）是最好的結果，是產科的榮光，但這樣的榮光使得醫院認為產科「什麼都沒幹」，並因此容易出現關停產科的想法。
程醫生高中時在電視上看到了幾部輪播的產科紀錄片，她大慟，並立志成為一位產科醫生，「生命的降生是一個很神奇的事情，你只會在產科經歷和參與這個過程，這是一種榮耀」。
但隨年歲漸長，現實問題很誠實地在她面前鋪開：產科工資太低，工作時間太長，是「性價比不高」的一份工作。
「舉個例子，現在留在我們科室都是沒有養家壓力的新生代或已婚女士，這是個比較傳統的城市，實話說我們是經濟壓力很小的一群人。」
身為臨床醫師的新生預備力量，丁女士表示自己最不希望定崗的部門就是產科。
她直言：「如果定崗在產科，我會直接放棄臨床，轉去別的方向。在我規培的三甲醫院，為了保證產科有人，會強制新人先在產科做一定時間，再去意向部門。 」
和別的科室比起來，產科的業務相對更難預料，因為分娩發作的具體時間難料，加班、倒班、長夜班是常事。
此外，「錢少、事多、糾紛多」是所有產科醫護都抱怨的臨床問題。
「年輕的情侶在病房哭鬧感情問題要分手，年稍長的伴侶要考慮家庭因素，我有時候還要分出精力來處理他們的內部矛盾。此外，產婦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兩個人，對我來說，壓力很大，」程醫生這樣說。
與此同時，程醫生罹患嚴重職業病——腰肌勞損。程醫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產檯邊做助產工作，器械設計要求她在動輒3個小時時間裡維持半蹲或彎腰姿勢，長久下來，她腰肌勞損非常嚴重，以至於體檢時，別的醫生會警告她調整工作模式。
「我們也試過用小凳子調整姿勢工作，但不好用。產房的最高要義是母子平安，進了手術室，我顧不上這些的，」程醫生這樣說。
丁女士在中國頂尖的醫學院就讀，一屆醫學生有近兩百人，僅有兩位選擇產科，且這兩位並不選擇醫院和臨床，而是以學術和實驗室為志向。
「現在這個情況下，（即使是經驗豐富、從業多年的產科主任醫師）要麼轉去婦科，要麼轉去別的專業，這是很現實的問題，」龔曉明這樣說。
程醫生表示，和她同一屆的產科學生裡，一部分人已經在著手備考非醫療崗公務員職務，有人已經考上、離開了一線。
從「一孩政策」到鼓勵生育
程醫生多次表示，沒有人比產科醫生更期望更多小孩的順利降生。
問及未來的打算，程醫生只是表示自己一定不會離開這個她熱愛的科室，而且「國家已經在出台很多政策鼓勵生育」。
這樣的刺激政策有一定效果，從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來看，2017年，二孩及以上在所有新生兒裡佔比達到58%，2019年達59.5%。
程醫生回憶，在二胎開放後，她所在的婦幼保健院一個病區就容納了70多位孕產婦，短短幾年過去，如今這個數字「早已是對半砍」。
她感嘆自己所在的地方就是「時代的焦點」，因為生育過程的焦慮、新生兒數量的焦慮都誠實地集中呈現在這裡。
五家來自中國不同地區醫院的產科醫護對BBC中文表示，產科當下能承接的業務裡，最傳統的「適齡」且婚育的比例在逐步下降，高齡、高危險產婦是主要孕婦群體，然後是墮胎、流產等業務，隨後才是常規產檢和分娩。
高齡高危險產婦居多這個現象的出現與多孩政策逐步放開直接掛鉤。
2023年起，浙江省溫州市、福建省莆田市、廣西省來賓市、廣東省廣州市等地都相繼有醫院宣布關停或合併產科，丁女士表示這和疫情帶來的人員再分佈有關。
「以上海為例，外來務工人口曾是上海貢獻分娩量的主力軍，疫情後回到原籍，上海的生育率就要降低了。」
程醫生說自己對於生育率走低這件事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是她所在的產業學科因此進入寒冬，另一方面是她每天都要面對由於性教育缺失以及社會對孕產婦不甚友善的就醫病患。她坦言，能看到政府大力推廣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的原因也很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在產科陷入困境後，產業下端緊隨其後的月嫂、幼教業也即將迎來寒冬，未雨綢繆的相關討論也逐漸點燃中國社群媒體。人口結構急劇變化帶來的社會陣痛正逐漸滲透到中國的每個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