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爆發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涉貪疑雲，自今年8、9月起由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受理偵查至今，諸多偵查行為與方式引發支持者不滿，也讓許多民眾議論紛紛，而爭議較大莫過於多數民眾質疑的「偵查不公開」及「訊問70小時」部分，甚至民眾黨做出民調顯示，有5成多的民眾對於檢察官公正辦案沒信心，也讓部分民眾對於檢察機關偵查的獨立性產生質疑。
德國刑事訴訟改革先進Mittermaaier曾說:「檢察官是法律的守護人，也是最客觀的官署，乃國家意志的執行者，非政府的傳聲筒。」而我國對於檢察官的定義則可由《法官法》第86條中得知:「檢察官代表國家依法追訴處罰犯罪，為維護社會秩序之公益代表人。檢察官須超出黨派以外，維護憲法及法律保護之公共利益，公正超然、勤慎執行檢察職務。」
既屬司法權又是行政機關
由此可知，不論是我國或德國，檢察官都是代表國家維護社會公益，且在法律上行使職權具獨立性，然而我們將目光放到《法院組織法》第63條的規定中卻又發現，該條文卻有「檢察官應服從長官之命令」的規定。
為甚麼會有這矛盾的規定？我們可以從歷次大法官的解釋及德國部分學者的角度來看，其實雙方觀點不謀而合。我國大法官曾在《釋字392》號解釋提出見解，大法官認為檢察官行使的偵查行為雖為達成刑事司法的任務，原則上屬於廣義的司法權，惟檢察權具有公益性、主動性、當事人性及檢察一體、上命下從行政權之特徵，在憲法上仍屬行政機關。
而德國學者基瑟爾（Otto Rudoif Kissel）則在其《法院組織法註釋書》中有此見解，他認為檢察官雖為與法官有客觀及發現真實之義務，惟檢察官欠缺第三者產生具有拘束力決定的功能，屬於行政權。
從上述兩個觀點可知，不論是大法官或德國學者的觀點，若以權力分立的角度來看，檢察官檢察一體、上命下從及第三人無法拘束決定的功能，狹義來說應屬行政權。
檢察一體與職權調查的取捨
我們將視角拉回《法院組織法》第63條來看，對於檢察一體的範圍並無明確規定，僅規定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指揮監督各下級檢察官，然而我們將參考範圍縮小，其實大法官已經給了我們解答。
從《釋字729》號解釋理由書中的見解可以了解，大法官認為:「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追訴犯罪」，換言之，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的範圍被定義在「追訴犯罪」，因此作者認為若要劃清檢察一體與職權調查的界線，檢察官於職權調查時，因具司法權之特性及憲法保障，應給予最大程度之保障，但並非無限制擴張，所屬長官需負程序審查之責任，也應審查就偵查過程之合適性及合法性審查，至於犯罪實體則交由個別偵查檢察官獨立行使憲法賦予之職權，達成檢察一體及職權調查之平衡。
不論是我國法律和實務見解、各國的立法例或是我國的各種刑事訴訟學說皆可得知，檢察官在刑事訴訟的角色定位都很重要，代表國家公益控訴犯罪，除了保護我國民眾免於刑事法益侵害的功能外，對於當事人的人權也應一律注意，以符合刑事訴訟中的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及法律守門人的責任。
且檢察官的任務為追訴犯罪，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侵害甚大，更應謹慎且依法行政，如同前冤案當事人徐自強受訪時所述:「請檢察官起訴前，多想幾秒鐘。你一起訴，即使後來被告無罪，你也改變了他的一生。」這句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是他花了20年換來清白後給予檢察官的「告白」，面對眼前的案件更應勤慎執行，不受干擾，致力維護國家社會公益，達成人民及憲法賦予的使命。 （相關報導： 蔡世杰觀點：京華城案二部曲─陰謀之城的容積迷局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淡江大學歷史系學生、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