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強大、盛行的民族主義情緒和高漲的地區野心，中國也有可能走上軍事擴張的道路。比如，自二○一二年以來，中國一直在加強自己對周邊海域的控制，尤其是在東海和南海領域，與有領土爭議的鄰國產生衝突，並不斷地與越南和菲律賓等部分東南亞國家、日本和美國的海軍發生摩擦。相似的野心也體現在喜馬拉雅山脈邊界上，近幾年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局勢也愈發緊張。
但是習近平最大的目標是加快和臺灣統一：因為大部分的臺灣人反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變成中共的特別行政區，他很可能會用武力達到這個目的。任何一個有機會觀看中國電視頻道的人，會發現諸多節目無不讚揚中國人民解放軍裝備先進，並不由得想像在真正的戰爭環境下，中國的軍隊會是怎麼樣作戰的。在習近平的十九大、二十大發言之後，更多人相信北京會透過武力手段鞏固其國際地位。
但是，中國政府也深諳避免武力紛爭之道。例如，在南中國海域，中國於二○一二年四月奪得印尼棄置的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也就是中國所稱的黃岩島）的控制權，並修建數座人工島，在島上進行軍事部署，卻沒有主動驅逐居住在其他島礁上的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甚至是臺灣居民。與此同時，中國不斷地試探印度的底線，比如二○一七年八月，中國在洞朗地區與印度軍隊對峙（不丹也同時對該地區提出聲索），二○二○年六月在喜馬拉雅邊界的西邊發生衝突（二十多名印度軍人和最少四名中國軍人身亡），但卻謹慎地沒有令事態升級到戰爭。
此外，中國在釣魚臺的問題上也同樣非常謹慎：釣魚臺自從一八九五年起便處於日本治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一九七一年開始宣稱主權。雖然中國的海岸巡邏隊、漁船及最近一段時間的戰鬥機屢次出現在釣魚臺周圍，但北京始終沒有嘗試奪取釣魚臺的控制權，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他們這麼做，《美日安保條約》將有可能生效，而華盛頓就此也多次警告北京。
在臺灣方面，儘管美方有諸多的不確定性，中國也沒有忽視美國介入的可能性；當臺灣本土政治家表現得過於傾向獨立時，中國會加大威懾的力度：從二○一九年起，闖入臺灣防空識別區的解放軍戰鬥機和軍艦愈來愈多，但是中共繼續強調灰色地帶的戰術和行動，避免爆發戰爭。因為中共知道美國還是很可能有軍事反應。中共要使臺灣人害怕與讓步，比如接受所謂的九二共識，然後開始政治談判。同時繼續依靠經濟一體化和「統一戰線」的戰略來對臺灣施加影響。該戰略的主要目標，是首先獲得臺灣菁英階層的好感，其次才是廣大民眾。這兩個不同的戰略之間有明顯的矛盾，但是臺灣收到的整體壓力愈來愈大。
從整體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與美國維持穩定且緊密的關係，並繼續嘗試解決那些可能會引起兩國對峙的分歧，以此避免任何可能造成中美關係惡化的情況。與此同時，北京希望能夠藉助自身經濟和貿易實力增大自己的優勢，提出包括「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在內的多個外交戰略倡議；藉助它日益精密的政治宣傳和「統一戰線」策略提升它的軟實力。
中國面臨的一大風險因素其實來源於北韓。一旦朝鮮半島爆發戰爭或者金正恩政權倒臺，中國將不得不介入，為了控制北韓發展的核子武器，或者避免美國—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因此，中國必須時刻關注朝鮮半島的動態，這實際上與明朝和一九五○年代是一樣的。一九五○年，毛澤東不顧他同僚的反對，決定派遣解放軍支援金日成政權。換句話說，朝鮮半島的局勢實際上與中國的安全利益息息相關。
不過，平壤政權比我們想像的要更為穩固。北韓不斷加大核武器研發的力度，是為了將用於國防的預算轉移到經濟發展上去。平壤在經濟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嘗試，並開始在旅遊領域逐步向外開放，以獲得更多外匯。聯合國目前的制裁措施可能會影響到平壤，但並不足以完全阻止它。此外，平壤認為它的戰略行之有效，並令它有更多理由為它發展核武器的戰略辯護。
不論如何，讓我們設想一場可能發生的軍事危機：這場危機可能會因為美國政府引起，也有可能是因為平壤政權倒臺或北韓逐漸的民主化進程。我們很難評估這些假設對中國政局的影響。一方面，顯然任何軍事化危機都有可能影響中國東北地區，也有可能會引發國內社會對於中國政權的性質和未來的討論。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目前的政權太過穩固，就算是在最鄰近的國家發生政權變更的時候，都不會直接受到影響。北韓或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並沒有實質上影響中國國內政治菁英和知識分子。那麼，北韓政局的變化又怎麼樣能夠撼動北京政權呢？在這樣的條件下，北韓的民主化進程很可能會是緩慢漸進的，正如南北韓統一的進程一樣；那麼對於北京來說，這就是一個完全可以控制的風險。
真正的風險可能來自於一次失敗的、令中國蒙羞的軍事行動。這樣的一次失敗可能會令中共的可信度受損，讓失望的民族主義者轉而反對它，並最終爆發一場政治危機。在人們設想的眾多可能性中，最多出現的是進攻臺灣或者釣魚臺失敗。為了避免這種結果，解放軍最可能會選擇閃電戰的策略，在美國和日本軍事介入之前，令臺灣投降。其次，解放軍的海軍實力必須要能夠超越日本，而目前日本海軍的規模雖然更小，但其現代化和人員訓練水準都高於中國。即使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中國要發動一場軍事行動仍然十分冒險。不論如何，在美國和中國仍有可能發生核對峙的情況下，任何軍事行動的風險係數都極高。
這便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到現在，對於種種衝突都保持高度克制，沒有將矛盾擴大到軍事層面。不論如何，我們無法確定一場軍事行動的失敗是否可能造成一場政治危機：黨國體制很可能具備充分的政治、意識型態和安全資源來重新控制局面；此外，除非發生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這樣一場政治危機中，民族主義菁英可能會選擇一個替罪羊來擔責，但整體上他們一定會繼續支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總之，一場外部的軍事失敗很難點燃中國政權的民主化進程。
不過，中國也有可能會針對實力弱小的對手發起一場迅速、果斷的戰爭；這個對手可能會是南海地區的越南或菲律賓，也有可能是在一個非洲政變國家的撤僑行動，正如二○一七年上映的《戰狼二》一樣，也許反西方的色彩並不會那麼濃烈。中共政權最終可能會得到民眾的擁護，而它在民族主義方面的執政合法性便會更強。
反之，中共是否會因為國內危機的不斷加深，轉而向國外轉移矛盾？
如果讓我們回顧一下共和國的戰爭史，便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一九五○年韓戰中，是因為美國（以及聯合國）對中朝邊界鴨綠江的威脅，才導致毛澤東決定出兵北韓。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的爆發確實有國內社會的動機：黨中央重新獲得了解放軍的掌控權，急需在大躍進後透過一場軍事勝利穩固它的地位；但中國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因，主要還是出於國際因素，毛澤東希望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已經擺脫蘇聯的影響，並希望藉此削弱蘇聯盟友的實力。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對「亞洲古巴」越南的「教訓」，是因為北京希望抑制後者在中南半島的野心。
顯然，國際局勢在這幾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解放軍自一九九○年代後就已經大幅現代化。此外，與西方的武器，特別是美國的武器不同，中國已經有四十五年沒有使用過自己的軍備（如果考慮一九八八年中國與越南在南海的軍事衝突，則是三十六年）。種種因素可能會讓北京依舊對發動一場熱戰保持高度謹慎態度，當然，北京也仍有可能樂意測試一下自己的武器。不過，不論怎麼說，國家的穩定和政權的存續仍然會比戰爭更加優先，畢竟後者的成效尚未確定。因此，這種對外戰爭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假設不符合共和國的歷史，也不符合中共的戰略文化。正如一九八九年一樣，在中國社會陷入分裂，領導層被社會部分群體挑戰的時候，中共更傾向將矛盾保留在內部，在潛在的解放軍支持下重新控制國內局勢，並避免任何國際的軍事衝突。 （相關報導： 中媒「盯梢」台灣政論節目？姚惠珍2點嗆不可能：實在太荒謬，人鬼都是你 ｜ 更多文章 ）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也是台灣女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