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會改革法案的紛擾中，另一個攸關全民日常的法案也逕付二讀通過。公糧收購價格在多年未調漲的情況下，一下子計畫收購的價格從26調整到34元。在現行公糧制度幾乎已被產官學界一致討伐之下，此一漲幅顯得特別突兀。而此一漲幅也引起了前農業部長的隔空喊話，認為此一舉措會讓臺灣農業倒退20年，並洋洋灑灑在其個人臉書上，羅列各式統計證據來佐證其立場。然而，這些統計數據，等同真實世界的再現嗎？筆者2015年起即於東臺灣幾個重要的穀倉鄉鎮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並持續關注於臺灣東西部稻作農村的發展差異；希望能從農村現場觀察與農民角度，重新為冰冷的統計數字賦予新的詮釋路徑。
在陳前部長的臉書中，指出「公糧價格提高反而可能會造成產地產價格下跌、政府支出大量增加、水資源大量消耗等問題。結果是農民收入無法增加，且又會影響到雜糧的種植和糧食自給率，對國家帶來的成本遠遠大於其可能的利益。」
然而，實情是歷史上從稻米公糧保價收購之後，各地糧商基於實務考量，稻米市價基本上會刻意低於公糧價格，因此，公糧價格幾乎一直是臺灣糧價的天花板，僅有少數花東鄉鎮才於近十年來突破此一限制。
然而，公糧價格提高後是否會造成農民搶種以致於市場糧數量暴增？從制度上來看，現行公糧繳交有一定規則，並非所有農地都具備繳交資格，且每公頃農地於一、二期可繳交數量都有明文限制，反而是特定狀況下，才會有無限量收購的情況，而陳前部長正是最近一次（2019年）開啟無限量收購的政務官，而當時無限量收購的論述是「水稻能帶動2千億社會效益」，讓人不禁有昨是今非之感！
其次，有關水稻栽種的水資源消耗論述，是個明顯的誤區。因為水稻栽種固然需要大量的水資源支撐，但是水稻栽種的同時，也涵養了地下水的補給，大面積農地配合稻作生長而有的蓄水，實際上也有利於地方微氣候的調節。近年來，因各式科技園區林立，特別是台積電等積體電路廠商的用水用電規模，才是導致臺灣水資源近年來瞬間吃緊的主要因素，但台積電於臺灣全體國民而言，除帶來諸多環境上的負面效應外，其所積累的經濟效益是否有進行公正的再分配，還有待更多檢視。 （相關報導： 李武忠觀點：台灣農產品與大陸斷鏈走向世界的「糖衣毒藥｣ ｜ 更多文章 ）
第三，有關雜糧種植與糧食自給率問題。由於臺灣稻米過剩問題存在已久，休耕與轉作一直是政府努力的重要方向，並期待以雜糧轉作彌補現行需求。但實際上來看，若說臺灣的水稻種植平均成本高於國際，那雜糧的種植成本更是天價，加上臺灣整體氣候並不適合雜糧種植，即便各式獎勵政策推行多年，本土雜糧在價格上仍不具備競爭力，收益也不如稻米。筆者曾於東部考察過幾種雜糧作物的種植，多數水田目前主要以裏作方式（兩期稻作間隙）進行雜糧種植。在收成上，由於氣候條件普遍不適合，農民栽種上也相對粗放，收成多半有限，甚至有農民開玩笑說收成差不多都餵鳥吃而已。因此，目前臺灣本土雜糧的栽種，更是在高度補助下所支撐，以環境生態的利用來看，臺灣最適宜種植水稻，且具備高度成熟的產業鏈，適地適種不是才是農地最好的利用嗎？況且臺灣糧食自給率僅有三成左右的最大因素，一部分是來自禽畜飼料的大量進口，以當下臺灣雜糧種植面積來看，幾乎很難有所翻轉。而是更應該積極應對臺灣食米量下降的主因到底為何？將稻米的利用與米食的形式多元化，賦予其新時代的文化價值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