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很快就被北京當局重視了，連周恩來也是從《七十年代》的報導和評論認識海外保釣運動的。李怡這段話說得很坦誠：
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按：周恩來）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按：國民黨），轉為對權力的依附(按：共產黨)。《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擾的開始。（頁270）
李怡受到周恩來重視，在香港當然備受左派領導層禮遇和器重，包括出版界的藍真、中調部（情報單位）駐港負責人潘靜安和新華社領導，都與他來往密切。種種證據顯示，這個「外圍」刊物的總編輯地位顯然不太「外圍」：左派在資金、後勤和其他方面給《七十年代》很大的支援；李怡經常聯絡海外保釣和反對國民黨人士，並安排他們訪問大陸；他也應邀上訪北京，參加國慶觀禮，並被安排與中央調查部（後來改稱國家安全部）部長見面談話；他自言輪流會見各方訪客，像醫生看診一樣忙碌；他將海外知識人來信的看法，不時反映給香港出版界領導人；他還享受閱讀內部文件的特權，這就必須到一定層級而是組織信得過的「自己人」了。看來他做的很多事，無關乎甚至超出純粹的雜誌編輯，進入為中共做宣傳、統戰和情報的範圍。這種關係要到1979年才破裂。
儘管如此，李怡引用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形容個人的思想價值與周遭的環境和人群的志趣相反，但為了生存，不能不與之妥協融合，以免被排斥或孤立。《失敗者回憶錄》開篇的幾章，共60頁，就是描寫1970年〈命運待決的一晚：闖關〉、〈親臨困境〉、〈「香港客」回鄉的殺氣騰騰〉以及〈前途茫茫的煎熬〉。原來他的妻子梁麗儀在深圳教書，夫婦長期兩地分居，李怡週末通常回深圳探親；適逢文革不同派系鬥爭白熱化，紅了眼到處抓間諜，他的入境不但橫遭刁難，梁麗儀甚至被隔離審查三個月，目的要逼她指證李怡是香港來的特務。左派領導內部有很多不同的線，獲得這條線的信任，也可能踩到另一條線而不自知。對於個人和家庭的遭遇，對於文革許多不合理現象（如林彪案），李怡不是沒有清醒反省的時刻。但他畢竟出身左派家庭，讀左派學校，從小受到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所牽引，還有現實生活和事業的考慮，於是總有辦法找理由把問題解釋掉，相信中國終會愈變愈好。何況《七十年代》蒸蒸日上，事業春風得意，梁麗儀1974年獲得潘靜安之助以「調幹」方式回港。李怡傷痛後的抉擇是：不能否定自己的過去，因此一直留在左派陣營。直到最後被「掃地出門」，李怡自嘲「那時也許是在為自己的軟弱找藉口」（頁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