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中心」「分工」以後，特權階級出現了，我看到當時一大堆身上掛著什麼牌子、或是穿著什麼特定的衣服的學生，他們就在議場外圍的人群區走進走出、對著人群指手畫腳，有時候還會帶著來探訪的朋友進議場，外圍的人還愣愣的「聽從指揮」；慢慢的，議場外圍從剛開始的兩天還有人或坐或 站、第三天以後除了很外圍的人以外幾乎都全坐好了。這就是一種規訓。正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知識就是權力」（Knowledge isPower），因為議場裡面的人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他們要發新聞稿、要草擬聲明、要開會決定下一步怎麼進行、要不要把抗爭升級、還要聯絡哪些外媒來幫忙發聲給國際，所以他們所知道的一定比我們這些坐在外面的人還多，那我們就不由自主地只能聽從他們的指揮，這算合理吧？
但是我拒絕，我寧可在外圍的外圍到處遊蕩、尋找機會。後來我認識的許多志同道合的參與者，多半都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原來和我抱持一樣想法的人也不是沒有，這讓我感到些許欣慰。比起當時那些「聽從指揮」的人、甚至指揮核心裡面的人，在學運結束後一個個分崩離析、甚至反目成仇，我的朋友有志一同，實在可靠多了。
我曾看過一本法國出版的書，叫做《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及推翻手冊》，那是我在太陽花學運爆發的前幾年買的，當時我對法國的哲學思考還沒有像現在一樣厭惡。但無論如何，這本書中有一個重點是很正確的：上街抗爭最忌諱有人領導，團結反而是抗議者的弱點。可惜當時沒人理會。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對當時這個現狀提出質疑，這其中又以林森南路八巷的人為最質疑；但是我希望能在後面幾篇專文再來提到他們了。在學運的期間，他們是非常值得我尊敬的一群人。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成癮防制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專任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