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運動十週年回顧＿2：服貿與ECFA的糖衣毒藥
服貿協議跟後來的貨貿協議其實都是根據ECFA第四條而規定出來的東 西。ECFA原來的名字叫做CEPA，中文叫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後來因為這種名稱實在是普遍犯了台灣的忌諱，才改成CECA、後來又改成ECFA。
ECFA是馬總統希望透過兩岸經貿產業合作來提升台灣的經濟而衍生出來；相信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應該不難看出，馬總統的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其實依我個人之見，馬總統從來就沒有掩飾過他真正的目的，反而是台灣人，明知馬總統與國民黨是什麼樣的人與政黨，卻還是把票投給他，讓他當選。
現在回過頭去檢視當年的結果，我有一個想法：台灣人並不是笨或好騙，而是習於自我催眠，因為不選擇馬總統的結果，比選擇馬總統的結果更加難以讓人接受。所以對照之下，儘管馬總統選前承諾的事情一件都沒有做到、人民仍舊選擇馬總統；話又說回來，馬總統之後的蔡總統也是完全沒有實踐選前的承諾，人民也仍舊選擇了蔡總統，不是嗎？
服貿協議，大致來說就是兩岸之間的服務業互相開放，藉由自由競爭來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這個在當時聽起來是很有吸引力，因為從陳水扁總統時代以來，台灣中小企業「大膽西進」，到了馬總統要簽ECFA的時候正好是台商剛開始獲利的前幾年，我看過幾個台商，每次回台灣的時候都是橫著走，儼然暴發戶的氣派。因為有台商獲利的背書，所以台灣企業界非常支持簽署ECFA，主張這樣可以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當然，作為對照組，台灣人必須得乖乖失去競爭力，才能爭取中國服務業等產業進駐台灣，這方面馬政府也早有準備。2008年馬總統剛當選沒多久，就遇上全球性的次級房貸風暴，許多企業裁員倒閉；為了不使企業排擠員工工作權、並協助社會新鮮人就業，馬政府推出「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提供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機會，並由政府補助企業每人每月22,000元本薪（勞健保小計4,190元另有補助），這就是俗稱的「22k方案」。結果呢，此後幾乎所有企業在聘用社會新鮮人時，起薪就只有22k，理由毫不意外就只有一個，「台灣人競爭力不足」，甚至有企業在錄用實習生後反而將正職勞工解僱。
從此台灣人就陷入了低薪的惡夢之中，甚至到蔡總統的時代，台灣人的基本薪資還不到三萬。不但如此，直到現在我仍會時時聽到某些老闆還在說台灣人沒有競爭力、某某世代是草莓族、爛草莓等語。而路上隨處可見打工兼職的年輕人，外送的機車到處呼嘯。這就是馬政府當年為積極促成兩岸經貿合作而要求台灣人付出的代價。
同時，馬政府也特別補助從中國來的學生及研究生，詳細的金額我現在記不起來了，但是印象中那個補助的金額比僑生還高，高到不成比例，高到各界都開始發出質疑的聲音，但是教育部的理由永遠只有一個，還是那句「台灣人競爭力不足」。
這段時間我在念碩士班，我看過很多中國來的研究生平常都在幹嘛。美術系有個南開大學來的研究生，跟我修同一門課，一個學期主動到課沒有五 次，大多都是我叫她來她才肯來（因為只有我有她聯絡方式）；相較之下，音樂系的中生好像還比較爭氣點，有一個北京來的研究生，說想在台灣念完研究所直接去歐美留學，所以跟著我每堂課都修好修滿，最後也實現她的願望、現在定居美國了。
大抵而言，簽ECFA的時候台灣人幾乎都還在做夢；但是等到要審服貿的時候，第一批投資中國被坑殺的台流出現了，「養套殺」技法第一次呈現在台灣人面前，所以這時候的台灣陷入了很激烈的爭辯當中。當然以馬政府的立場是絕對要讓它趕快實施，然而許多經濟學者、民間團體此時也都不忍了，經常在媒體上演唇槍舌戰的戲碼。
現在我回過頭再看一次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我認為台灣當時處於一片混亂之中，因為沒人能保證服貿實施下去台商會不會繼續變成台流。我認為當時的我們並沒有在這些討論當中堅定的把守我們台灣人的信念與價值，例如我們台灣人做生意的文化跟中國有根本上的差異，二者無法共存，這種就都沒有被強調出來；反而當時一直重複提及的是兩邊市場大小如何、如何處理中國人士居留問題、談判過程平不平等 等議題。
我當然不是要說這些都不重要，只是我們既然認清這些經貿協議的本質是什麼，那我們當時為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呢？但當時的我們什麼都沒做，導致之後太陽花學運的期間，表面上看來是反對運動，然而到底反對什麼、則都莫衷一是，這也給了後來的第三勢力可乘之機。
太陽花運動十週年回顧＿3：夜宿青島東路與濟南路
現在回頭看到太陽花學運爆發的那個時間點，我認為真的是天時、地利與人和。如果十年前的那個晚上跟這幾週的天氣一樣糟糕的話，那些群眾根本連立法院的前庭院都進不去，更不用說在那裡待快一個月。
除了天氣讓太陽花學運能順勢爆發以外，最先進去的那些學生非常剛好的在立法院的矮牆附近集結抗議，因此能爭取到第一時間翻牆進去闖入議場， 此即為地利的因素。人和的部分則是當晚除了學生還有許多民間團體互相掩 護，我所知道的還更加戲劇化：那天公投盟的長輩為了掩護學生衝進去，還故意在立法院的另一頭試圖引起警察注意，然後學生要翻牆進去了也是由他們當墊腳相助。總之當天晚上的立法院居然就這麼順利地被闖入了。
十年過後的現在，當我再度想起這整個過程，我卻覺得這些事情的進行是否太順利了，但我還是不敢妄下斷言；或許有人暗助這些學生？有人在裡面內應？或是其他的可能性。有時候事情順利得出乎意料之外，我們應該要做的反而不是慶幸、而是開始懷疑是否有內鬼或另有隱情。這也是學運後期成員出現矛盾的遠因。
當然，當時的參與者並沒有想到這麼多，即便是我自己，當時也是為這群先鋒感到激賞，但同時也隱約感到時代的巨輪已經要快速的開始滾動了，只是這一滾、會向前行或是倒退嚕都得靠我們自己了。
學生闖入立法院議場的消息隨著網路馬上被傳開，更多的聲援者陸續前往抵達立法院周邊，三月十八日當夜就已經把青島東路、濟南路擠得水泄不通。三月十九日，我跟我的好兄弟才來到立法院，只見得整條青島東路和濟南路上都是一台台的SNG車，記者必須踩在矮凳上才能進行連線報導，有些記者是認識的老同學、看到我還稍微寒暄了一下；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看到警察換班。當然最激烈的那段過程似乎在前一夜就已經發生了，據說民進黨的立委接到消息馬上就過來幫忙擋人，他們還自己排班在立法院議場的各大門看守， 裡面的學生則是把所有能動的東西都拿去堵住出入口，變成一個外面進不來、裡面出不去的情形。
這樣一來，如果要變成埋鍋造飯的長期抗戰的話，物資的充足勢必是最重要的事情，於是有很多外面前來聲援的人，自發性地捐助很多物資，等到我和我兄弟到的時候，外面已經有一個專區是囤放物資的地方，礦泉水、泡麵、零食、飲料、坐墊、衛生紙等用品一應俱全，當然還有一些抗議標語做成布 條、口罩等周邊商品作為販賣。至於議場裡面當然也有一個角落專門囤放物資。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進去過議場裡面？其實很有趣，剛佔領議場的前幾天，議場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我們隔天到的時候就有跟著人群進去看過了一下，我不是很喜歡密閉空間，所以本來就不打算待太久，當時裡面還沒有醫療區，對外發布新聞稿的電腦及人員也才兩三個；不過裡面同學的反應才是讓我真正對議場裡面人士起疑的關鍵。當時有人看到我就問「你是誰的朋友嗎？」我說我是跟群眾進來看的，然後就被趕走了，理由是他們不認識我。可以說， 當時的情況是裡面的人懷疑外面的人，那麼我可以預見，等到議場不開放出入了以後，就會變成外面的人懷疑裡面的人了，所以當時把議場變成密閉空間， 對於抗議運動來說是好是壞？現在的各位可以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於是乎，我如願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也順便把整個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外觀都觀察了一遍。我發現人潮幾乎都把整個立法院包圍住了，範圍涵括中山南路機車道、青島東路、濟南路、鎮江街、還有林森南路八巷，其中林森南路八巷的人在幾天之後會成為另一個事件的要角，請容我之後再提。
總的來說，我在三月十九日剛到立法院的時候有短暫進入過議場，後來就被趕出來，至此再也沒踏進去過立法院內部。外圍到處都有臨時舉辦的各種講演，很多學者、老師、知名人士拿著麥克風，看起來很像是滿腔熱血的激勵群眾繼續堅持下去，諸如「各位都處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這就是公民不服從」、「向馬總統發出人民的怒吼」等語，一時之間熱鬧非常。但是十年後的現在，當我再回頭看的時候，這些學者、老師、知名人士已經少了一半，過去的慷慨激昂也都不見了，不曉得是對太陽花之後的現狀感到滿意、抑或是感到失望呢？沒人知道。
晚上其實是最難熬的時間。馬政府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動警察晚上突襲試圖趕人，在議場內還好有民進黨立委擋著、基本上警察動不了，但是警察要動立法院外面的人還是會讓外圍人士緊張害怕，這種感覺就跟電影
《我是傳奇》差不多，在外面的人士，過的就是「白天填飽肚子、聽演講、歌唱增強信心、然後晚上準備和警察拼命」的日子，雖然緊張害怕，但還是堅持不離開，只因我們都相信，最終民意會戰勝蠻幹的政府。
但我們還是太天真了。
太陽花運動十週年回顧＿4：為什麼要有領袖
大概在三月二十日左右，聽說議場裡面推舉出了「學運總指揮」，由當時還是學生的林飛帆、陳為廷擔任。簡單的說，就是議場裡面的人成為學運的決策核心、負責指揮議場外圍的人，帶領我們，或者按兵不動、或者朝什麼方向出擊、甚至充當人牆護住議場裡面的「學運領袖」。
因為議場那個時候已經變成無法出入的狀態，這種組織很顯然就是遙控組織，一定會造成溝通不良，而且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都是自願前來的，憑什麼必須聽你的？
當時我混在群眾當中，大概就跟今天重新回憶起這段「學運領袖」勉強組織外圍人群時有著一樣的感覺：這種脆弱連結，未來要是斷掉一定會變成很嚴重的傷害。但當時已經顧不上這些了。「學運領袖」也知道這回事，所以喊出「把餅做大」、「顧全大局」——各位後來常聽到的這些名詞，基本上就都是從太陽花學運出來的。後來群眾怎麼買帳的，其實我也記不太清楚，大概還是因著相信學生、相信民意吧？台灣人真的太天真了，現在想起來還是只能搖頭。
因為當「領袖」的概念出現的那一刻開始，群眾的從屬性就出現了，我們本來都是自發的群眾，卻因為「領袖」的出現，讓我們被代表了；更甚者， 我們都得聽從「領袖」的指揮，這聽起來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們聚集在立法院，本意就是要齊聚在最高民意機關、集合最多的民意、來反對政府的蠻橫，結果才過兩天、連跟政府的談判對口都還沒搞定，我們自己就變成小型的政府了，這是一個對我們很不利的開場。
「指揮中心」「分工」以後，特權階級出現了，我看到當時一大堆身上掛著什麼牌子、或是穿著什麼特定的衣服的學生，他們就在議場外圍的人群區走進走出、對著人群指手畫腳，有時候還會帶著來探訪的朋友進議場，外圍的人還愣愣的「聽從指揮」；慢慢的，議場外圍從剛開始的兩天還有人或坐或 站、第三天以後除了很外圍的人以外幾乎都全坐好了。這就是一種規訓。正如Michel Foucault所言，「知識就是權力」（Knowledge isPower），因為議場裡面的人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他們要發新聞稿、要草擬聲明、要開會決定下一步怎麼進行、要不要把抗爭升級、還要聯絡哪些外媒來幫忙發聲給國際，所以他們所知道的一定比我們這些坐在外面的人還多，那我們就不由自主地只能聽從他們的指揮，這算合理吧？
但是我拒絕，我寧可在外圍的外圍到處遊蕩、尋找機會。後來我認識的許多志同道合的參與者，多半都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原來和我抱持一樣想法的人也不是沒有，這讓我感到些許欣慰。比起當時那些「聽從指揮」的人、甚至指揮核心裡面的人，在學運結束後一個個分崩離析、甚至反目成仇，我的朋友有志一同，實在可靠多了。
我曾看過一本法國出版的書，叫做《革命將至：資本主義崩壞宣言及推翻手冊》，那是我在太陽花學運爆發的前幾年買的，當時我對法國的哲學思考還沒有像現在一樣厭惡。但無論如何，這本書中有一個重點是很正確的：上街抗爭最忌諱有人領導，團結反而是抗議者的弱點。可惜當時沒人理會。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對當時這個現狀提出質疑，這其中又以林森南路八巷的人為最質疑；但是我希望能在後面幾篇專文再來提到他們了。在學運的期間，他們是非常值得我尊敬的一群人。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成癮防制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專任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