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家。這兩天剛剛去世的杭州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後就是一個典型。他42歲才開始創業，享年79歲。臨終前的最後一刻還在病床上辦公，從鞠躬盡瘁這個角度看，幾乎和我們老百姓所崇敬的模範官員沒什麼兩樣。區別在於其巨大的資產。很多老百姓一想到人家幾百億的身家，就覺得那種任勞任怨和死而後已，都是為其個人家族在奮鬥，和我們普通人無關，所以也就沒法敬仰起來。其實，企業家對我們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好處非常多，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用經濟學家的語言就是：正外部性特別強，也就是說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益，而受益者無須花費成本。
首先，企業家能夠有效配置資源。我爸爸是一個工人老師傅，我小時候，他經常能夠把一堆看起來沒什麼用的破銅爛鐵廢舊零件，搗鼓搗鼓裝成一個在家裡能發揮作用的小器件。比如我們需要的煤餅爐子、置物架、甚至自行車電風扇，他都是自己攢起來的，這讓我非常佩服。企業家也會把閒置在社會各個角落的看起來沒啥用處的資源整合到一起，變身一個高效運作的企業，生產出物美價廉的產品。沒有這個核心的資源配置者，那些閒置資源就沒有生產力。過去四十年，從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向混合經濟和市場經濟過渡的進程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我記得在九十年代，青島海爾的董事長張瑞敏就到美國哈佛大學去報告他的「激活休克魚」理論。這就是個整合閒置資源的經典案例。他整合的不少休克魚，其實就是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然後在海爾本身有效的管理制度下重組，產生了新的活力。在這個過程中，民營企業家的個人財富增加和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以及制度改革需要是相匹配和兼容的，大目標一致，所以社會形象也就比較正面。比如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後在杭州的很多普通老百姓眼裡，尤其是上城區的普通教師心中，存在著很好的口碑。到現在杭州市上城區國資管理公司還是娃哈哈的大股東，持股比例46%；另外還有大約四分之一股權是企業工會的；每年還能給上城區教師發點兒福利金。
其次，民營企業面對市場需求，能夠迅速反應，推動了產品升級換代和技術創新。我們一般老百姓理解的科技創新似乎和普通民營企業沒什麼關系，因為我們老百姓眼界太高了，不得諾貝爾獎我們覺得不是科學研究，不發明芯片不登陸火星都不是技術進步。其實在市場經濟中，我們老百姓的每一次消費，都在悄悄告訴市場我們的喜好，這些喜好信息匯聚起來就是生產商改進產品質量和創造新產品的動力。對市場需求的反應快慢，正確與否，才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第一要務。這好比戰爭中的偵察兵，他們了解敵情，反饋到司令部，才能決定未來的排兵布陣。而民營企業對市場信息最敏感，反應最快，也最願意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在這方面，我們也有很好的案例，比如華為，美的，比亞迪等等。
當然，在現代經濟中，分工合作越來越精細化，研發需要的資金越來越大。很多大型的科研項目需要整合全社會的重大資源，這時候，民營企業力有不逮，需要國家行政力量的介入。比如現在美國封鎖中國企業獲得先進芯片的能力，國家就需要整合全社會的科技力量去打破這種卡脖子現象。很顯然單靠華為一家已經無法應對。
這種介入理所應當，不光是在中國，在美國歐洲這些市場經濟先進經濟體內，政府介入也早已有之並且越來越頻繁出現。歐洲空中客車項目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實際上美國現在頻頻利用國家安全理由設置政策傾斜，抑制中國企業，扶持本土企業，也是一種表現形式。但是行政力量調動巨大資源的優勢，並不能取代反而應該結合民營企業對市場需求反應敏銳的優勢。兩者結合的好，事半功倍；兩者互相排斥，事倍功半。這方面或許中國還需要向美歐等先進經濟體繼續學習。
所以，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國經濟面對越來越多的外部壓力的今天，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到了挑戰別人的現有優勢，並且觸摸到了全球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時候，民營企業的出路更加需要和整體社會的科技創新需求結合起來。正如宗慶後老先生曾經說過的：「我們富起來了以後不要跑掉，而是要留下來帶動全社會的富裕」。
最近幾年來，我們看到不少國進民退的案例。
有一些民營企業實際上主業做的不錯，但是成功了就跨行業去涉及金融這類現在行政當局認為的穩定經濟環境的要害部門。也許若干年後這樣的跨行業擴張並沒有錯，但是短期看，並不是行政力量鼓勵的方向，那就得不到國家的支持，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掣肘。
還有一些民營房地產企業利用金融市場不恰當地放大資金槓桿，從而試圖迅速制造個人財富，實際上是把可能的市場風險轉嫁給了金融系統也就是全社會老百姓。而他們一旦成功，就會轉移資產，把獲得利潤潤出了國。對中國經濟的負外部性很大。
最後還有一些民營經濟就是做的普通產業，但卻披了一層高科技外衣，在金融市場上坑蒙拐騙，呼風喚雨，最後還是把騙到手的錢揮霍浪費或者轉移出國。這樣的民營企業和吃拿卡要的貪官污吏其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損害了全社會的利益去滿足其個人資產的膨脹。當然更加不應該是民營企業的主流和未來的發展方向。
＊作者為德國波恩大學經濟學博士，現執教於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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