Ｑ：您認為日本要改善與鄰國關係的關鍵在什麼地方？中國與韓國向來非常在意幾個問題，像是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的道歉與賠償問題、對於二戰史實的承認與道歉等等。您認為這些問題是關鍵嗎？在東海油田等實際利益的糾葛之下，日本又要如何與鄰國建立起「足以建立軍隊」的友好關係？或者說，您若有機會當面建議安倍首相，您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Ａ：對於個別的實際問題，我實在沒有立場去做評論或者建議，但是我的原點仍是與鄰國建立良好的關係。不過光是靠現在日本與中國、韓國的外交官來處理相關事務的話，無論有什麼（外交）政策可能都沒有辦法好好去推行。所以要把友好的信賴關係建立起來之後，後面的施政才有辦法打開。
其實這些問題最關鍵還是源自於歷史的問題，所以從歷史問題入手來解決的話，後面才能去談外交、軍事的問題。現在的這個世界並不是「靠政府就能解決一切」的世界，比方說在八零年代時，日本政府、台灣政府跟韓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其實都很好，以韓國為例，當時韓國是獨裁政權，所以只要高官跟日本關係良好，社會上的反對聲浪就會被壓制下去。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這種狀況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會回到：如果日本與韓國的民眾沒有辦法建立起良好關係的話，雙方政府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這本書在韓國八月出版時，很多韓國讀者都認為今後日韓民間應該要有更多交流。我在《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中文版序言裡也提到，不要把我的父親當成是一個特例，推動兩國友好並非特定的人才有能力去做，而是每一個人想要做就可以辦到的事情。或許聽來有些陳腔濫調，但要改善關係，政府跟民間都必須要努力，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到目前為止，日本與國外的民間交流都是限制在經濟或者是文化上面，今後應該要敞開心房，連政治都一起納進來談。
Ｑ：您剛剛提到這本書在韓國引起很大的迴響，韓國讀者也認為應該要增進日韓彼此之間的理解，這本書在日本有引起什麼樣的反應嗎？
Ａ：日本讀者的反應，是認識到我必須跟過去對話、跟歷史對話，對現在的日本來說，過去的日本人就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跟自己沒有關係。現在日本人對過去的認知，可能就停留在右派的人去描述那些軍國的英雄，反對者則把這些「英雄」描述為「殘虐的日本軍人」。但是透過這本書，讀者可以看到人不是那麼單純的、或者那麼兩極的，而應該是更加了解自己的過去，試著跟自己的過去對話。對現在的日本人也好、現在的韓國人也好、現在的台灣人也好，過去的事情確實就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不過在閱讀這些故事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我們好像也經歷過那一段時間，我們也痛苦過，一些人類共通的東西會跑出來，這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感謝黃耀進與林琪禎先生在口譯上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