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習近平開始變得像是一個糟糕的經濟管理者，其任意干預的傾向——這是專制者慣做的事情——扼殺了民營部門的積極性。但即使習近平是更好的領導人，中國也會陷入困境。同時，「我們不要對中國的經濟下滑幸災樂禍，這可能會成為所有人的問題。」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中國經濟遇到了大麻煩》，作者克魯曼（Paul Krugman，專欄作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認為，2023年，美國經濟的表現遠遠超出預期，經歷了無懈可擊的通貨緊縮，通膨率迅速下降，卻沒有付出明顯的代價。但中國的情況卻大不相同，幾乎所有經濟指標都表現不佳，除了官方公布的GDP增長了5.2%外。
文章說，習近平開始變得像是一個糟糕的經濟管理者，其任意干預的傾向——這是專制者慣做的事情——扼殺了民營部門的積極性。但即使習近平是更好的領導人，中國也會陷入困境。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模式顯然已經變得不可持續。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非常低，這可能有多種原因。其中包括金融抑制——對儲蓄支付低利息，並向受青睞的借款人發放低息貸款——這壓低了家庭收入，並將其轉移到政府控制的投資中；薄弱的社會保障網路導致家庭積累儲蓄，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等等。
克魯曼認為，中國必須做的事情似乎很簡單：結束金融抑制，允許更多的經濟收入流向家庭，並加強社會保障網路，讓消費者覺得沒有囤積現金的必要。這樣，中國就可以減少不可持續的投資支出。但也有一些強大勢力從金融抑制中獲益，尤其是國有企業。
克魯曼表示對中國經濟非常擔心：面對經濟困境，中國的凝聚力如何？中國是否會試圖通過出口激增來支撐其經濟，從而與西方推動綠色技術的努力背道而馳？最可怕的是，它是否會試圖通過軍事冒險主義來轉移人們對國內困難的注意力？因此，「我們不要對中國的經濟下滑幸災樂禍，這可能會成為所有人的問題。」
香港司法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2024年，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踏入五周年，運動中的部分被告已經服刑完畢，亦有不少人仍徘徊在各級法院。新加坡「端傳媒」發表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相關報告的綜述文章《止暴制亂的後遺症：大檢控數據，解讀反修例示威者的命運》（作者黎恩灝、托馬斯．凱洛格和陳尊），整理運動的檢控數據，並對背後的現象作出分析評論。
文章指出，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被捕及被起訴人數確是史無前例。對於被定罪者，監禁式刑罰亦漸成常態。報告統計了935項相關定罪，當中55%被判入監獄，12.3%被判入更生中心，4.17%被判入勞教中心，1.07%被判入教導所。更生中心、勞教中心和教導所是香港針對少年犯的監禁式刑罰。總計而言，72.54%的定罪判刑均為禁閉式刑罰。法庭在處理未經批准集結案件時，逐漸模糊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亦是造成更多抗爭者被判監禁式刑罰的原因之一。 （相關報導： 美國AI晶片禁令有用嗎？經濟學人：難防中國找到突破口，恐怕會有反效果 ｜ 更多文章 ）
報告數據統計還顯示，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已定罪的反修例案件，當中涉及最少150名年齡在18歲以下的被告（實際數字應更高）。超過半數的未成年被告（54.2%）被定罪，當中55.43%被判入上述更生中心、勞教中心和教導設施；加上被判監的未成年被告，共有超過60%被判監禁式刑罰。然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一條至今仍然適用於香港的人權公約——指出，締約方「不得非法或任意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第37條B款）。將未成年被告判處監禁式刑罰，也不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中保障兒少最大利益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