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預定今年2月份，將利用前往新加坡採訪航展的機會採訪定居獅城的空軍退役上尉何永道，將筆者剛完成的新書《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送給老前輩。沒想到上禮拜六，傳來了老教官病逝的消息，讓筆者大感遺憾。這位103歲的飛行員，極有可能是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最後的歷史見證人。
參加過對日空戰的英雄，過去五年來幾乎年年都有人凋零，其中包括前年在香港病故的空軍官校地12期畢業生，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P-40戰鬥機飛行員陳炳靖中校。而在何永道離開我們以後，現居美國舊金山的朱安琪教官極有可能是最後一位還在世的抗戰飛行員。中華民國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正在快速的向我們道別，而且將一去不復返。
筆者訪問過如此多的二戰中美空軍英雄，那麼空軍官校第16期畢業的何永道與其他的空軍老前輩有什麼不同之處，值得筆者先後兩次飛往新加坡，而且本來還打算第三次前往採訪他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他本身是出生在馬來半島怡保的海外華僑，是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遭遇太平洋戰爭爆發，才決定前往內地加入中華民國空軍的。
與後來成為新加坡空軍司令的中華民國空戰英雄劉景泉一樣，他們都是將台灣與新加坡緊密連結再一起的馬來華人。不過何永道還有另外一個地方與劉景泉不太一樣，那就是他沒有在1949年隨政府來到台灣，反而是到了本來並非他出生地的新加坡，搖身一變成為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的元老級飛行員。
戒嚴時代，何永道唯一來台灣的紀錄是1965年，結果卻遭到情治人員逮捕監禁。所幸當時何永道仍受英國政府保護，才在被情治人員審問24小時候重獲自由，在台灣只待了48小時就沖沖離去。為什麼一位參加過中華民國空軍的老英雄，會淪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要等到1987年解嚴之後方能再度進入台灣？這一切的源頭還是要從1949年的「兩航事件」談起。
被台灣遺忘的兩航事件
1920年出生馬來亞怡保的何永道，既非軍事迷也非航空迷，從未想像過自己會有成為空軍飛行員的一天。不過第一語言為英文的他，卻在父親薰陶下有強烈的中華意識，所以對遭受日本侵略的祖國深感同情。即便如此，何永道仍沒有從軍的打算，而是在親人安排下前往香港大學就讀，結果卻目睹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及日軍轟炸啟德機場。
何永道被迫成為流亡學生，前往仍在重慶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廣東省石坪鎮就讀國立中山大學。考量到老家怡保也已經淪陷，他不打算再坐以待斃，做出了加入中華民國空軍以為抗戰勝利貢獻一己之力的決定。所以何永道是為了將侵略者趕出自己的祖國還有僑居地，才選擇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一份子，這一切在日本投降以後都不再具有意義。
抗戰勝利後，何永道擔任空軍第1大隊第1中隊教官，負責訓練新進的菜鳥飛行員。可是隨著國共關係的日益緊張，他終究逃不了執行針對共軍的飛行任務，這讓來自馬來半島且自視為局外人的何永道相當不安。因此他想方設法只執行針對共軍陣地的偵察任務，拒絕向「自己人」投下炸彈。到了最後，則是直接以回怡保探望家人為由向空軍請了長假，遠離這場不受歡迎的內戰。
然而戰後馬來亞百廢待舉，飛行員的位置大多為大英國協的白種人飛行員佔據，沒有什麼機會給身為黃種人的何永道。於是他決定再回中國發展，但不回到空軍，而是前往上海加入由歐亞航空公司（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改編而成的中央航空公司。也就是在上海淪陷前的1949年5月5日，何永道與葡萄牙混血的女友羅慧敏完成了終身大事。
不料隨中央航空公司撤退到香港之後，卻突然發生了中央航空總經理陳卓林與中國航空總經理劉敬宜宣告「起義」，帶領12架飛機從啟德機場直飛大陸向中共輸誠的「兩航事件」。身為中央航空公司職員的何永道，也在公司主管的要求下在「起義名冊」上簽了名，成為「兩航事件」的「共犯」，從此上了兩蔣政府的黑名單。
淪為鬧劇的「兩航事件」？
如前所述，何永道本身對內戰沒有興趣，他不想幫國民黨打共產黨，也不想幫共產黨打國民黨。而且無論如何他畢業自空軍官校，參加過中美空軍混合團，與無數美軍還有國軍戰友發展出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誼，是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槍口轉向回頭去打自己人。而且在與羅慧敏確定關係以前，何永道還有一位同樣來自怡保的青梅竹馬在上海生活，兩人時常利用空閒時間約會交往。
沒想到這位青梅竹馬暗中已經為共產黨吸收，每次與何永道會面時都強制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甚至還對他身穿的中央航空公司制服充滿敵意。由於每一次的見面，都讓何永道沒有辦法做自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最後他決定跟這位青梅竹馬分手，與比較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的羅慧敏成婚。沒想到兩夫妻在逃往香港後，又陰錯陽差在中央航空公司安排下返回廣州。
對許多飛行員而言，之所以會接受陳卓林的號召一起回大陸，主要原因還是認為大陸比較有發展民航的市場。單靠台灣狹小的民航市場，根本養活不了從全中國撤退出來的民航飛行員，也難怪會有高達2,527名飛行員追隨劉敬宜與陳卓林投奔共產黨。可實際上，很快就有826人又脫離了兩航，逃離了中國大陸，其中包括了何永道，甚至於劉敬宜和陳卓林兩位叛逃的主謀者。
何以如此？因為何永道回到廣州後，立即接受了三個月的政治教育，並且不斷的被中共幹部要求「自我檢討」。不只是擔任中央航空飛行員時，協助國民政府運送人員物資一事遭到批判，就連他抗戰時加入中美空軍混合團打日軍的經歷也成為了「罪過」。中共不斷要求他承認自己當年的愛國心是一種「錯誤」，終於令何永道忍無可忍。
後來又聽說中共計劃將所有「兩航事件」參與者送往內陸，何永道有足夠的敏銳度判斷出此次一去必將無法返回，就以自己還有妻子的中文不佳為由向中央航空請辭。幸運的是，中央航空公司二話不說就批准了他的辭職，他也在離開大陸以前，於廣州迎來了自己大兒子何建宇的誕生。像何永道這樣能全身而退的幸運兒，實在是少數中的少數。
東南亞的頭牌飛行員
事實上在韓戰爆發以後，隨著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惡化，大陸已經被排除於西方主導的全球民航體系之外。留在大陸的兩航人員，多數都被併入了實際上由共軍把持的中國人民航空，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又執行起了軍事任務起來，根本就沒有如周恩來一開始保證的那樣能維持民航機飛行員的高品質生活。
而且他們還要不斷接受中共的政治審核，動不動就被拉出去政治鬥爭。根據中共方面1980年公開的資料，「兩航事件」投共人員被迫害致死致殘的有九人、被關押或處分的有57人、其餘154人則被迫接受政治教育或者遭遇一般衝擊。筆者認為這個中共官方承認的數字，恐怕遠比實際上的還要保守許多，事實上恐怕沒有一個「兩航事件」的參與者能做到全身而退。
反倒是帶領他們投共的劉敬宜跟陳卓林兩人，因為看到了大陸即將對西方世界關閉大門的風向，及時逃亡香港而幸免於難。他們確實是極為狡猾，卻置他們帶到大陸去的千餘名空地勤人員於不顧自己逃出鐵幕，罪孽其實只有更為深重。當然何永道是幸運者，在他逃出大陸之後，以新加坡為基地的馬來亞航空（Malayan Airways）開放了華人機師的名額。
後來隨著星馬政局的演變，馬來亞航空先是在1966年變成了馬來西亞－新加坡航空（Malaysia-Singapore Airlines），接著又伴隨新加坡的獨立建國變為今日人盡皆知的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不過無論星馬政局演變的如何，或者航空公司換了幾次名字，都沒能阻止何永道在新加坡航空裡平步青雲的發展。
因為放眼整個東南亞，可能都沒有第二個華裔飛行員像他一樣有在中美空軍混合團以及中央航空公司裡服務的豐富經驗以及優異飛行技術。他在1974年成為波音737噴射客機的首席機長，獲得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青睞，還前後為新加坡航空公司培訓了300名飛行員，並且因為謙遜又慈祥的態度，被晚輩們取了一個Daddy-O的外號。
廣受兩岸歡迎
Daddy-O因為參加過「兩航事件」，後來又選擇離開大陸的原因，一度成為兩岸共同抵制的對象。1965年，何永道過去在空軍官校的同學，來自西藏的格桑曲邀請他回台灣和老同學們聚會。何永道以為「兩航事件」過去了已經快15人，應該早已被人所遺忘，不疑有他的申請進入台灣。沒想到他忘記了對蔣中正而言，飛行員的叛變比黃埔軍校生還要嚴重，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所以他進入台灣以後，馬上就遭到當局逮捕，並接受了一天的刑求。如不是因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同為大英國協的成員，使身為星馬華人的何永道得到英國的外交保護，他大概早就已經被送到綠島去了。當然同一時期如果他回到大陸，下場則是被紅衛兵給活活打死。只要兩蔣父子跟毛澤東在的一天，何永道就不可能踏足台灣或者中國大陸。
好加在兩蔣父子與毛澤東離世後，台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大陸則宣佈改革開放，讓何永道總算是能夠以新加坡國民的身份重新返回他年輕時所為之奮鬥的祖國。2015年，何永道同時接獲了馬英九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邀請，以「飛虎隊」（The Flying Tigers）老兵的身份分別出席了在新竹湖口以及北京天安門廣場前舉辦的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活動。
到了2017年8月14日，輪到蔡英文總統執政下的中華民國空軍邀請他返回台北，出席八一四空戰80周年的慶祝儀式。無論是藍色、綠色還是紅色的兩岸政權，都已經認可了何永道的貢獻。相信經歷過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又深愛中華的他到了晚年已了無遺憾。當然我們必須要承認，真正收容他並給他機會的國家仍舊是新加坡，所以他的最後歸宿也是在新加坡。
本月底即將上映以美國陸軍第8航空軍為主角的影集《空戰群英》（Masters of the Air），屆時筆者將會另外寫一篇文章談論何永道在抗戰時執行的轟炸任務，來比較歐洲戰場與中國戰場空中作戰環境的差異。還希望各位讀者繼續支持小編的文章，並前往書店購買《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一書，瞭解中美飛行員攜手抗戰的英勇事蹟。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