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預定今年2月份，將利用前往新加坡採訪航展的機會採訪定居獅城的空軍退役上尉何永道，將筆者剛完成的新書《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送給老前輩。沒想到上禮拜六，傳來了老教官病逝的消息，讓筆者大感遺憾。這位103歲的飛行員，極有可能是中美空軍混合團（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最後的歷史見證人。
參加過對日空戰的英雄，過去五年來幾乎年年都有人凋零，其中包括前年在香港病故的空軍官校地12期畢業生，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P-40戰鬥機飛行員陳炳靖中校。而在何永道離開我們以後，現居美國舊金山的朱安琪教官極有可能是最後一位還在世的抗戰飛行員。中華民國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正在快速的向我們道別，而且將一去不復返。
筆者訪問過如此多的二戰中美空軍英雄，那麼空軍官校第16期畢業的何永道與其他的空軍老前輩有什麼不同之處，值得筆者先後兩次飛往新加坡，而且本來還打算第三次前往採訪他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他本身是出生在馬來半島怡保的海外華僑，是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遭遇太平洋戰爭爆發，才決定前往內地加入中華民國空軍的。
與後來成為新加坡空軍司令的中華民國空戰英雄劉景泉一樣，他們都是將台灣與新加坡緊密連結再一起的馬來華人。不過何永道還有另外一個地方與劉景泉不太一樣，那就是他沒有在1949年隨政府來到台灣，反而是到了本來並非他出生地的新加坡，搖身一變成為新加坡航空公司（Singapore Airlines）的元老級飛行員。
戒嚴時代，何永道唯一來台灣的紀錄是1965年，結果卻遭到情治人員逮捕監禁。所幸當時何永道仍受英國政府保護，才在被情治人員審問24小時候重獲自由，在台灣只待了48小時就沖沖離去。為什麼一位參加過中華民國空軍的老英雄，會淪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要等到1987年解嚴之後方能再度進入台灣？這一切的源頭還是要從1949年的「兩航事件」談起。
被台灣遺忘的兩航事件
1920年出生馬來亞怡保的何永道，既非軍事迷也非航空迷，從未想像過自己會有成為空軍飛行員的一天。不過第一語言為英文的他，卻在父親薰陶下有強烈的中華意識，所以對遭受日本侵略的祖國深感同情。即便如此，何永道仍沒有從軍的打算，而是在親人安排下前往香港大學就讀，結果卻目睹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及日軍轟炸啟德機場。
何永道被迫成為流亡學生，前往仍在重慶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廣東省石坪鎮就讀國立中山大學。考量到老家怡保也已經淪陷，他不打算再坐以待斃，做出了加入中華民國空軍以為抗戰勝利貢獻一己之力的決定。所以何永道是為了將侵略者趕出自己的祖國還有僑居地，才選擇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一份子，這一切在日本投降以後都不再具有意義。 （相關報導： 風評：全球最低稅率上路，仍難杜絕逃稅避稅 ｜ 更多文章 ）
抗戰勝利後，何永道擔任空軍第1大隊第1中隊教官，負責訓練新進的菜鳥飛行員。可是隨著國共關係的日益緊張，他終究逃不了執行針對共軍的飛行任務，這讓來自馬來半島且自視為局外人的何永道相當不安。因此他想方設法只執行針對共軍陣地的偵察任務，拒絕向「自己人」投下炸彈。到了最後，則是直接以回怡保探望家人為由向空軍請了長假，遠離這場不受歡迎的內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