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春夏之交，饑荒徹底爆發開來了。我那時候正準備要過十歲生日，陷入了一陣迷惘。我仔細聽著大家對大難臨頭的各種說法(「事情再這樣下去的話」)，我爸媽、外公外婆、叔伯舅嬸全都對糧價飆漲有他們的看法，還說要是糧價愈來愈高，饑荒就不免要蔓延更廣了。
我舅舅堪卡有一天早上—我想那時大概是一九四三年初吧—就說：「我怕免不了會鬧出饑荒來。」我當時還不完全懂饑荒是怎麼回事，但聽他這麼一說還是嚇壞了。我那時候當然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可是我也知道要是糧價不斷上漲，民眾薪資卻止步不前，那肯定就有人要挨餓—甚至會餓死。聽家裡人談論這場大災難，確實會讓人一下就成熟不少。
各位馬上就會問：那究竟是什麼造成了一九四二年的糧價—尤其是孟加拉人主食的稻米—急遽飆漲呢？要知道，一九四二年並不是饑荒爆發那一年，而是爆發的前一年。大家一般都說一九四二年的糧價就已經迅速攀升了（因此才導致糧食恐慌），這說法正確嗎？過了三十年，我成了一名經濟學家，決心要好好研究饑荒，尤其是孟加拉這場大災，結果發現這些流行的說法確實毫釐不差。舉例來說，加爾各答學院街市場的米價（根據我能查到的可靠資料）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到八月中就已經攀升了百分之三十七，這價格到年底時又上升到百分之七十。
對於收入微薄的民眾來說，物價這樣飆升絕對是性命攸關的問題。到了一九四三年，這問題愈發嚴重，一九四三年八月分的米價已經達到了一九四二年初的五倍之高。這時孟加拉已經有一大群人不得不挨餓度日了。
事情怎麼會走到這地步呢？就算印度人沒有制定對抗饑荒的政策，那英國人總有吧？難道饑荒真的就這麼難以消弭嗎？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問題並不在於英國人沒掌握孟加拉有多少糧食的資料，而是在於他們對饑荒的理論完全錯誤。英國政府說，既然孟加拉有那麼多糧食，那就不可能出現饑荒。整體來說，孟加拉確實是擁有很多糧食，這話一點不假。但是這只是從供應面來說；而當時需求量正急遽上升，直接把糧價推到突破天際。在戰爭帶來的經濟榮景中被拋在後頭的那些人一下子就完全失去了購買糧食的競爭力。
日軍此時已經兵臨緬甸與印度邊境。事實上，有一部分日軍—連同反英國的印度國民軍(由印度領袖蘇巴斯．闡德拉．波斯︹Netaji Subhas Chandra Bose︺率領的印度裔民眾和東亞及東南亞的戰俘所組成)—真的攻抵印度，駐軍因法爾(Imphal)。英屬印度軍、英軍，還有後來的美軍，全都在瘋狂收購糧食。這些軍隊—還有受僱為軍方工作，包括建造軍事設施的那些人—消耗了大量的糧食。與軍事相關的建造工程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與薪資；比方說，我還記得整個孟加拉到處都在建造新機場。龐大的需求帶動了物價上漲，而買賣糧食的市場操作與恐慌心態更增強了上漲的趨勢。
就算糧食充足這件事再怎麼確切無疑，人民也沒辦法光靠知道這件事過活。大家要活下去，終究還是必須仰賴自己購買所需糧食的能力—也就是在市場經濟中與他人競爭的能力。糧食可供應量（整體市場中有多少糧食）跟糧食可獲取量（每個家庭在市場上能購買多少糧食）之間有巨大的落差。飢餓是人在市場中無法購買足夠糧食時會出現的情況—而不是因為市場上沒有足夠的糧食所致。我在一九七○年代研究全球饑荒時發現，真正要緊的是關注糧食的可獲取量—而不是糧食的可供應量。
我要特別強調，這種對於饑荒原因的基本分析並不複雜，也並不特別新穎。孟加拉的糧食供應並未急遽短缺，但是戰爭經濟的需求卻將糧價一再推高，最後就超過了仰賴固定—而且低廉—薪資度日的貧苦勞工力所能及的範圍。大都市裡的薪資多多少少都有所調漲，因為戰爭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加了，但是鄉間的薪水卻不曾跟上，甚至分文未漲。所以飢民中最大宗的就是鄉村的勞工。但是政府並不特別關心這些人，因為政府主要擔心的是城市居民群起不滿，因為一旦引起他們不滿，就有可能導致戰事支援減弱。
為了確保城市人口糧食充足—尤其是在加爾各答—於是政府規定在加爾各答的糧行以固定價格販售糧食。這套配糧體系能有效涵蓋加爾各答的全部人口。政府從鄉間市場以產地價格購買加爾各答所需分配的糧食，結果反而使得產地糧價更進一步攀升，鄉村愈來愈貧窮，挨餓人口愈來愈多，城市居民卻能從糧行中買到受大量補助支撐的便宜糧食。政府的政策反而加劇了鄉村地區的災情。
＊作者為哈佛大學經濟系與哲學系教授，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家在世界的屋宇下：諾貝爾獎經濟學大師阿馬蒂亞．沈恩回憶錄》（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