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歌曲《明天會更好》在中國大陸引起了轟動，當時這個國家正從毛澤東治下的貧窮和動蕩環境中走出來。
一句振奮人心的「抬頭尋找天空的翅膀」激勵著聽眾，也是對開始相信未來更加光明的一代人的寫照。
本文為風傳媒與華爾街日報正式合作授權轉載。加入VVIP會員請點此訂閱：風傳媒・華爾街日報VVIP，獨享全球最低優惠價，暢讀中英日文全版本之華爾街日報，洞悉國際政經最前沿。
在今天的中國，人們正再次聆聽這首歌，原因卻截然不同。這首歌的影片正在微信等通訊應用上流傳，常常附有一些言語表達對那個時代結束的傷感之情。
一位聽者寫道，80年代一去不復返了。另一位聽者寫道，別了，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
對很多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期間成長起來的人而言，中國一直都會朝著進一步成長、更加開放和更多機遇的方向前進，這條路似乎是不會改變的。
但現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恢復毛澤東時期的某些治理做法，人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植根於中國往昔的、更為不確定的未來。
在習近平之前，從鄧小平算起的歷屆中國國家領導人都認同市場力量、經濟成長和有限自由。相比之下，習近平將國家安全置於經濟之上，加強政府控制，將中國共產黨和他本人置於中國社會的中心地位。
中共主辦的重要機關刊物《求是》在12月16日發表文章，將習近平與毛澤東在中共的歷史地位相提並論，稱習近平為「人民領袖」，這一稱號以前只給予過中國的偉大領航人毛澤東。
那個曾激勵許多年輕人和企業家敢於冒險、賭上未來的繁榮中國已一去不復返了。房價下跌，青年失業率創紀錄新高，民間投資萎縮，金融體系被債務淹沒，通貨緊縮正在來臨。
此外，中國在外交和經濟方面與西方世界的隔閡日益加深。
雖然這些問題不能全部歸咎於習近平本人，有些問題源自中國以前的種種過度舉措，在習近平上台後這些問題就遺留給了他，但習近平採取的毛式集權做法正加劇其中的許多問題。
曾在柯林頓（Clinton）政府擔任高級外交官的謝淑麗（Susan Shirk）說：「習近平正在壓制中國民眾的活力和樂觀情緒。」她近期出版了一本書，名為《越界：中國如何破壞其和平崛起》（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
謝淑麗表示，在這種一人之治的體系裡，大家都感到無力去實現積極的改變。
一名《華爾街日報》記者的經歷
2011年春天，《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派我到北京做中國方面的新聞報導，當時看到中國充滿樂觀進取的精神。
就在2010年，中國剛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企業主和大學畢業生都在思考如何進入新興的電子商務領域。外國人蜂擁而至。人們普遍抱有希望。
習近平於2012年底上台，當時國內許多人看到了一位能夠帶領中國向前發展的強勢領導人。他們注意到習近平是如何將他對國家的願景定義為「中國夢」，這與「美國夢」的全球號召力不謀而合。
但幾年後，隨著中國政府擴大監控範圍並開始收緊對民營企業的管控，這種希望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幻想破滅。
2017年春天，蘋果公司（Apple）和特斯拉（Tesla）等一些跨國企業的高管齊聚位於北京西邊的國賓館，與中國高層官員交流，當時我也在現場，瘋狂做著筆記。這次活動的主題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
我之前採訪過的一位官員示意我去會場的一個角落。該官員是幫助中國引進西式股票交易的幾人之一，他當時向我指出了一個他認為令人擔憂的趨勢，那就是中共向企業施壓，要求它們成立黨委，從而更多地介入公司事務。
這位官員稱，讓上市公司成立黨委這件事是曾經所做努力的倒退。然後，他沒有再說什麼就走開了。
如今，中共的身影無處不在，黨國體制和民營部門之間的界限愈發模糊不清。這與改革開放時代中國領導人推動國退民進的趨勢背道而馳。
「跟黨走」
在毗鄰香港的深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幫助這個昔日漁村變身為擁有1,30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聚集了騰訊（Tencent）等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公司。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曾是指導這座城市早期發展的口號。
如今，深圳有了新的口號：「跟黨一起創業」——共產黨帶頭。
中共的方向似乎沒有照亮這座城市的未來。在習近平2020年發起一場遏制民營企業冒險行為的行動後，深圳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辦公空間空置。這場監管整頓使上市科技公司市值縮水超過1兆美元，並引發裁員和業務收縮。
Huang Hua 30年前離開中國北方的老家來到深圳，他表示，自己的未來看起來比幾年前更糟。和其他許多外來務工人員一樣，Huang最初也是在深圳的血汗工廠裡打工。六年前，他做起了小的服裝生意，希望搭上這座城市的科技熱潮，發家致富。
Huang回憶說，當時程式員和軟體開發人員在時尚精品店購物，並在協作式工作區聚會。生意一度很好，但現在他的許多在科技行業工作的主顧都失業了。
他說，由於政府的「整風運動」，公司不得不收縮規模。他用了毛澤東時期的一個詞「整風」來形容習近平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整頓治理，許多監管官員也用了這個詞。Huang說，雖然二三十年前的工作很艱苦，但人們總是充滿希望，現在他不確定能否讓自己的生意維持下去。
習近平的願景
習近平並不期望完全回到毛澤東時代。他執著於秩序，不想讓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重演。毛澤東為剷除走資派和維護自己的權威而發動的那場群眾運動導致了多年的流血衝突，這在今天是人們難以想像的。
在本月召開的制定2024年中國經濟議程的高級別會議上，習近平的願景被勾勒得非常明確。這次會議把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放在首位，這是中共對國家主導型經濟的一種表述，在這種經濟中，中國政府將資源導向重點領域，如晶片製造或人工智慧（AI）。
會議還呼籲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
習近平以國家為主導的做法使電動車等行業得益，中國製造的、受益於政府補貼的電動車正銷往全球。這也有助於消除民營部門的投機行為，此類行為如果不加以應對，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金融風險。
一些中國人支持習近平的政策，認為中國需要承受一些困難，使經濟成長走上更加可持續的軌道，並為可能與美國發生的衝突做好準備。中國政府已承認面臨一些經濟挑戰，同時承諾增加政府支出並加大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支持。
然而，對中國的許多人來說，本月政策會議上的指示勾起了對毛澤東時代運動的糟糕回憶，還讓人想起當時的官員如何在計劃經濟舉措失敗時掩蓋壞消息。
國家控制的弊端
高盛（Goldman Sachs）今年早些時候所做的分析發現，躋身習近平要求優先發展的主要產業之列的三個產業，即電動車、鋰離子電池和可再生能源，目前僅佔中國GDP的3.5%左右。
它們還遠不足以取代中國的房地產業，後者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一度超過20%，後來，房地產業在政府採取行動整頓過度舉債後走弱。經濟學家說，它們也不足以為數以百萬計正艱難度日的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經濟學家警告說，如果習近平繼續維持目前的政策重心，中國或許永遠無法脫離中等收入新興市場的行列，更不用說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了。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是中國政府的長期大計。
對許多普通中國人來說，能否超越美國並不重要。他們更渴望能夠像美國人那樣，通過努力工作和銳意進取來獲得成功。
一家中國券商駐上海的金融分析師Zhou Fang說，她擔心的是財務自由。
「我們原本似乎一直是能夠追求財務自由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想去哪裡旅遊就去哪裡旅遊，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穿什麼就穿什麼。」 她說，「現在一切都很不好說了。」
毛澤東時代的策略捲土重來
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困境和對秩序的挑戰，習近平正加碼實施毛式控制，將毛澤東時代的一種工具作為確保國家安全的手段之一。
這一做法被稱為「楓橋經驗」，它以中國東部的一個小鎮命名。該鎮在20世紀60年代初名揚全國，當時毛澤東讚揚了該鎮官員動員群眾查出和懲辦地主分子、富農分子等無產階級敵人的做法。
當時，群眾受到鼓勵互相檢舉，丈夫檢舉妻子，子女檢舉父母，文化大革命中最殘忍的一些行為模式即由此而來。那段動蕩時期過後，「楓橋經驗」逐漸成為了歷史陳跡。
眼下習近平正試圖重新推行某些「楓橋經驗」，以動員群眾在地方層面解決問題，避免導致廣泛的社會動蕩。
楓橋所在的浙江省推出了一款名為「平安浙江」的應用程式，讓用戶向有關部門舉報從家庭暴力、公司糾紛到交通違章等各種問題。作為回報，舉報者可獲得購物折扣等獎勵。
筆者上一次於2019年訪問楓橋期間，曾看到當地到處都是改革時代的資本主義特色，幾乎每家每戶都擁有本田（Honda）、豐田（Toyota）或寶馬（BMW）汽車，但與此同時，這個小鎮也在努力適應人們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關注。
自那一年起，全國各地的官員都被鼓勵參加由楓橋官員主持的培訓班，學習如何利用網路和大數據來監測和控制不滿情緒。11月6日，習近平會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勉勵他們再接再厲，推進更高水準的平安中國建設。
一些居民出於對隱私的擔憂不願使用該應用。其他中國人則更擔心國家監控和個人權利失去法律保護。
年近50歲的John Ling是上海的一名電商企業家。早年在美國留學後，他被中國看似無限的機會吸引回國，開始從事電子商務。他回憶起21世紀之初自由得多的環境。
他回憶道，那時，他確實覺得只要努力，就能在中國實現自己的美國夢。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感到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多。他說，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湧入電商領域，中國政府開始擔心資源正從半導體等更具戰略意義的領域轉移到電商市場，而中國在半導體行業仍然嚴重依賴西方公司。
Ling說，為電商業務籌集新資金已經非常艱難，因此他在今年早些時候決定關閉自己的公司。他說，如今一切都是為了硬科技，他指的是現在受到政府青睞的行業。他說，但僅靠硬科技能支撐整個經濟嗎？
他說，現在給人的感覺是一切皆不可能。
一個時代的終結
這樣的擔憂在外國人當中也很明顯，美國人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自1985年第一次到中國旅行以來，已在中國生活了25年。
現年64歲的楊思安回憶起中國在改革開放年代是如何歡迎西方人的。在20世紀90年代，她在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擔任駐華代表，那時她是中國高級官員宴請的常客。該委員會是美國公司在中國的一個遊說組織。
楊思安說，「中國曾經希望向所有人學習。」
現在，由於習近平強調要抵禦來自西方的威脅，中國政府對外國人充滿了懷疑。今年針對為西方公司提供在華投資風險評估服務的機構進行的突擊搜查和調查，已讓許多西方人對前往中國心存戒備，對外國人的任意拘留也引發了不安。
楊思安說她不願意冒著被拘留的風險回去。對她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商業決定：她的決定對她個人也有重大影響。楊思安現在經營一家幫助國際投資者分析中國企業的研究公司。
她的丈夫Yang Zhifang曾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兩個月前因心臟病在康乃狄克州的家中去世。臨終前，他要求楊思安將他的部分骨灰安放在北京地區的一座山里，那裡埋葬著他的父母。
現在，楊思安不得不另想辦法實現他的遺願，因為她不願親自前往中國。楊思安說，丈夫去世後，她的家人與丈夫在中國的家人在Zoom上進行了長時間的通話，大家都很激動。
她說，中國大陸被排除在考慮範圍之後，她家計劃明年到台灣進行一次長途旅行，台灣是中國共產黨聲稱擁有主權但從未統治過的自治島嶼。她相信，在台灣，她的家庭仍有可能與中國美食和文化重新建立聯繫，而不會有什麼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