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年中，中美關係似乎陷入了險境。
兩年前，北約的飛彈擊中了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造成三名中國公民死亡。隨後，2001年4月發生的偵查機危機——一架中國軍機在中國海岸附近與一架美國軍機相撞，造成中國飛行員死亡——使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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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認為，中美關係將繼續惡化，並可能在未來幾年成為全球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然而，到了2001年末，之前那些預測顯得都很愚蠢，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和美國總統小布希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年度會議上友好會面。在那次於上海舉行的峰會上，中美領導人似乎很高興能與對方站在一起，並就共同打擊恐怖主義達成共識。
這與2023年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一年伊始，局勢就高度緊張。另一起空中偵察事件——今年2月，一個穿越美國上空的中國間諜氣球被擊落——使本已冷淡的兩國關係墜入冰點。
人們再次認為，兩國關係將不可避免地滑坡。當時的想法是，兩國之間的新冷戰已經拉開帷幕，而且局勢會一天比一天緊張。甚至，認為冷戰可能演變為毀滅性熱戰的說法都開始顯得不那麼牽強。此外，還有一些國際事件助長了這種擔憂，比如，中國不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現實繼續與莫斯科保持友好關係，讓華盛頓深感失望，以及中國加緊進行軍事演習以恐嚇台灣。
但是，到了11月，局勢發生了重大轉變。在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親切交流，微笑合影。
在部分問題（芬太尼、氣候、軍事對話、人工智慧）上，雙方至少取得了適度進展，儘管在許多其他問題（台灣、西藏、新疆、香港、烏克蘭、以色列、加薩、晶片產業等）上，雙方保持沉默或討論後無果。中美領導人都傳達了這樣一種信號，即兩國正懸崖勒馬，從一條對全球來說都很危險的道路上回到了一條更安穩的道路上。
歷史給我們的啟示
這並不是說中美關係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也不是說歷史會完全重演。
但這的確表明，即使在最嚴峻的時期，仍有許多因素使得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與冷戰時期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關係有著明顯不同。
中國可能是一個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當然它的確具有列寧主義的特徵（一黨專政、熱衷於反帝國主義言論——即便它正在尋求以帝國主義的方式擴大其影響力），但它以蘇聯從未有過的方式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結構。中國仍然是美國跨國公司希望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的地方，也是許多產品的製造地（雖然一些製造企業正在向新的地方轉移）。
撇開「脫鉤」說辭和中國官方媒體關於美國資本主義罪惡的論調，你會發現2023年與往年一樣，仍有大量業務跨越鴻溝得以完成。11月，有一件本不應讓我們感到驚訝的事情是，美國公司的CEO們希望與習近平會面，而習近平也希望與他們交談。
並非完全平行
儘管如此，2001年和2023年之間仍有一些重要的反差需要注意，以免這兩年之間的相似之處被放大。例如，2001年需要解決的中美問題不多，而現在則有很多。2001年的中國經濟成長迅速，但還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此外，在2023年峰會上，習近平最不希望提及的就是新疆問題。美國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犯下了嚴重的侵犯人權罪行。中國政府將所有相關言論斥為誤導性宣傳。
相比之下，在2001年，江澤民希望討論新疆問題。他認為小布希的「反恐戰爭」為他爭取國際支持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希望將維吾爾族（一個主要由穆斯林組成的少數民族）的一個特定組織定為恐怖分子。他成功了。這成為後來導致數十萬計與該組織或任何其他組織毫無關係的維吾爾人遭到鎮壓的因素之一。
此外，2001年江澤民與小布希的會晤固然重要，但那次會面與中美其他高級官員之間的雙邊交流並無本質區別。而現在，習近平與各國元首會晤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因為與江澤民相比，他不再只是一個領導集體的代表。
江澤民和習近平一樣，既是中共總書記，又是中國國家主席，但人們當年可以期待他在2002年把總書記之位傳給繼任者胡錦濤，隨後在2003年從國家主席之位上退下。江澤民都做到了。
然而，習近平很可能成為終身領導人。與江澤民時期相比，他任期內的總理更低調，權力也更小。他在解職官員方面也更加強硬，前不久中國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的神秘落馬就說明了這一點。習近平對中國的統治不受任期限制，並伴隨著日益增長的個人崇拜，這給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的關係增添了新的不穩定因素。
終極教訓
不過，將2001年和2023年相提並論提醒了我們中美關係的一個持久特徵：與兩國關係密切相關或完全無關的意外事件總是會影響兩國關係。人們很容易陷入這樣一種想法，即唯一重要的是華盛頓和北京的權勢人物如何看待對方，而只涉及兩國的事件仍然是最重要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舉例來說，如果沒有9·11事件改變小布希的政策優先事項，2001年的峰會就會有所不同。同樣重要的是，2001年時中國聚焦於申辦2008年奧運會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制約了中國政府在撞機事件上表現出更強硬的態度。
同樣，兩國關係之外的因素也限制了2023年初氣球事件的影響。習近平面臨著新冠疫情後中國經濟復甦的停滯不前，而對拜登來說，歐洲和中東發生了重大戰爭，外交形勢嚴峻，這些都會影響雙方在舊金山峰會上的優先事項。雙方都沒有心情挑起爭端。
這對2024年及以後的中美關係意味著什麼？過去從來都不能為未來提供藍圖，而特朗普有可能獲得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前景，更是增添了最瘋狂的不確定因素。但我們很可能會繼續看到和解舉措、緊張關係、誇張預測混雜的局面。還有時不時的驚喜。如果在未來幾年裡，中美關係沒有繼續受到兩國國內事態發展和全球事件的影響，而只是被兩國領導人及其外交團隊左右，那才是最令人驚訝的事。
本文作者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學教授，同時也是「Vigil: Hong Kong on the Brink」（書名大意：守夜：懸崖邊的香港）一書的作者和「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書名大意：牛津現代中國史）的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