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準會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最近的言論強化了人們對這種可能性的憧憬，他最近表示，如果通膨形勢特別好，聯準會理論上可以在春季前開始降息。
沃勒說：「如果我們看到這種（較低的）通膨再持續幾個月——我不知道可能是多久，三個月、四個月，還是五個月？我們可能會相信，通膨真的下降了。」沃勒的評論引起了投資者的特別關注，因為從2021年到現在，他一直是緊縮陣營的主要倡導者。
他說，在這種情況下降息的理由「與試圖挽救經濟或經濟衰退無關。」
聯準會官員一直不願公開談論降息問題，擔心市場過度猜測降息幅度，超出實際條件的允許。這種過度揣測本身就會導致借貸成本下降，讓聯準會更難確保經濟增長足夠緩慢，從而戰勝通膨。
波士頓聯邦準備銀行前行長羅森格倫（Eric Rosengren）稱，有很多因素可能促使聯準會不急於降息。他認為，如果通膨繼續沿著目前的軌道下滑，最快在2024年第二季度可能降息。
最後一英里有多難？
關於聯準會應該何時降息的分歧主要源於對通膨是否會繼續下降的不同看法。
其中一個陣營認為，把通膨率從去年7.1%的高位降低至10月份的3%，要比把通膨率從3%降低到聯準會2%的目標容易得多。這是因為迄今為止大部分通膨下降要歸功於疫情所造成的瓶頸和工人短缺有所緩解。
他們擔心，抗擊通膨的「最後一英里」需要經濟中更多閒置力量的配合，比如失業工人或閒置的工廠。印度央行前行長拉詹（Raghuram Rajan）表示，在就業市場出現更多閒置勞動力以前，他不認為聯準會會宣布「大功告成」。
而這種策略十有八九會造成聯準會把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維持得過久。明尼阿波利斯聯邦準備銀行長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上個月在接受採訪時說：「鑑於貨幣政策的滯後性，我們確實可能過度緊縮。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個陣營則認為抗通膨的最後階段並不會特別艱難。古爾斯比本月早些時候表示，「沒有證據表明我們在3%的通膨水準上停滯不前了」。
一個讓人樂觀的理由是，住房成本上升在過去兩年中一直是通膨的推手，但房租上漲在過去一年中大幅放緩。由於政府機構計算住房成本的方式不同，房租下降會更緩慢地反映到官方通膨指標中。
Wilcox建立的模型顯示，房租降溫可能會使核心通膨率在明年年底前降至2.1%。他說，這一計算結果「使我認為，美國比大家普遍的看法更接近於戰勝過度通膨」。Wilcox兼任彭博經濟（Bloomberg Economics）高級經濟學家。
從去年開始，鮑威爾就一直小心謹慎地不讓自己重蹈前聯準會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的覆轍。伯恩斯在上世紀70年代擔任聯準會主席，當時他沒能遏制住失控的通膨，原因之一是聯準會為了防止失業率上升而過早放鬆了貨幣政策。後來，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出任聯準會主席，80年代初通過加息控制住了物價飆升，但也因為過度調高利率而引發了痛苦的經濟衰退。
不過，隨著物價壓力減弱，鮑威爾有可能做到他的前任做不到的事情：在避免失業率大幅上升的情況下降低通膨。
這樣的功績可以等同於2009年「薩利」機長在發動機失效的情況下將一架商用客機安全著陸在紐約哈德遜河上的壯舉。
「這很難，他越想成為『薩利』，市場就越知道他不篤定，」拉詹說。「 折中的辦法是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做好準備，一旦事態發展和大家想的不一樣，就提高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