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中美空軍混合團成立之初，美籍大隊長、中隊長與分隊長掌握的權限遠勝過中國的大隊長、中隊長和分隊長。雙方在合作初期時有矛盾，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磨合期，可是隨著中國飛行員累積到了更多的實戰經驗，混合團的指揮權也開始逐漸下放給他們。到了1945年1月，已經有資深的中國飛行員在戰場上指揮美軍飛行員的案例發生了。
駐防湖南芷江的第5大隊美籍大隊長丹寧（John A. Dunning），就指派中國老鳥帶領美國菜鳥執行任務，例如第29中隊的中國籍副中隊長喬無遏，就不只帶飛過第5大隊的美籍飛行員，甚至還指揮過同樣駐防芷江，接受丹寧大隊長指揮的第23戰鬥機大隊第75中隊。國軍飛行員得以藉由指揮美軍飛行員，贏得更大的民族自信，在戰場上的表現自然也更為積極主動。
中國飛行員對美蘇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部份抗戰末期加入中美混合團的中國飛行員，在抗戰中期有過與蘇聯志願飛行員並肩作戰的紀錄。所以他們與美軍飛行員一樣，有機會評估他們的蘇聯同行，甚至於比較和他們一起執行任務的美蘇飛行員。多數參加過抗戰的中華民國空軍反共抗俄，對史達林支援國府抗日的政治動機抱持高度懷疑，卻也不否認蘇聯飛行員在作戰時的英勇。
回想1937年到1940年這段時間，只有蘇聯願意向中華民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無論是來自俄羅斯還是烏克蘭的飛行員都為了保衛南京或者武漢而血染長空。蘇聯飛行員的勇猛犧牲是一回事，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終究還是在一個相對自由與富裕的環境中長大，因此也在與蘇聯飛行員的交流中體會到了類似於1944年美軍在烏克蘭時所遭遇到的衝擊。
提起蘇聯戰友，前第5大隊副大隊長鄭松亭將軍回憶道：「他們的講話也很不隨便也很不自由，和我們一起談話就覺得畏首畏尾的，心中好像有塊石頭一樣，不像是美國人和我們很坦誠的相處，共產社會對我們來說也是真是很大的體驗，有別與美國人在無事時便很聞散的態度，包括至在小屋內玩撲克的作風都回然有異，俄國人也很熱情但大都不敢表現出來，雖然大夥相處的不錯。」
對於在政治委員控制下，蘇聯飛行員被過度要求集體主義，從而在空戰中失去主動性的情況印象深刻。比如蘇聯飛行編隊在執行任務時，如果隊長座機發生意外迫降，編隊裡的其他飛機也會一起跟著降落，使得原本要執行的任務難以為繼。親身體會了美蘇兩套不同的作戰模式之後，中國飛行員很難不發自內心認同美國，尤其是參加過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飛行員。
蘇聯飛行員還在政委要求下，嚴禁與中國飛行員直接接觸，使雙方更難發展出類似於後來中美飛行員的兄弟之情。當然蘇聯飛行員也並非毫無優點，陳納德將軍就坦承，他以P-40戰鬥機對一式戰鬥機「隼」實施俯衝攻擊的戰術就是參考自蘇聯志願隊抗戰初期運用I-16驅逐機的經驗，但是這種戰術上的優勢無法改變國軍飛行員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