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過去，賽勒斯將那短短一晚的抗議，看作自己的政治啟蒙。運動不久後，中國國務院發出「新十條」，進一步放寬防疫管控。賽勒斯稱，「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太傲慢，但中國能夠解封，參與白紙運動的人都有一份功勞。」
Orange也於今年五月抵達法國。離開中國後，他接觸到不少海外白紙運動的組織者，相比國內參與者沉默，海外參與者積極得多。「我離開了中國之後，才意識到白紙這件事情對海外這群人而言是多麼重要。」
Orange還觀察到一個顯著的不同——在海外，大家討論白紙運動時，認為最核心是政治訴求；「但我當天參與的感受是大家更多是希望解除封控」。這種理解上的落差，甚至一度令他懷疑參與的是否同一個運動，「但或許是因為大家觀察的程度、身份的不同，而會有這種差別。」
對於未來，三人則做出不同的選擇。
參與運動的經歷衝擊了賽勒斯對未來的規劃，以前他希望到大廠（大公司）工作，現在則想到非政府組織工作，比如國際特赦組織，為人權發聲。「白紙運動改變了我。」
Orange則希望保持低調。「我有一個自我審查的部分，它不會影響到我的家人、朋友，不會讓到我跟中國完全切斷，因為我不太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否則）會有很多的麻煩。我不希望我有太大改變，變成一個非常政治型的人物。」
張俊傑在義務律師的協助下，目前正打算申請紐西蘭的政治庇護，讓他能夠長期留在當地。
國際社會間也關注到白紙運動示威者的遭遇。去年12月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強烈譴責北京應對示威的手段、對和平示威者的迫害，且進一步呼籲成員國妥善保障境內中國難民安全，避免他們被抓或被「勸回」、引誘至可被遣返中國的非歐盟國。
中間地帶：國安法下港漂的擔憂
在這場運動中，香港處於一個獨特的中間地帶——經歷了社會運動以《國安法》，不少香港人擔憂言論空間收窄；同時相比於中國大陸，香港依然要更寬鬆。
作為港漂的菲菲（出於安全考慮匿名），在白紙運動前，她回過一趟中國大陸，切身感受到當時封控的環境，「疫情爆發後，第一次有機會回國內，發現國內的議題還是很牽動自己。」
回到香港後不久內地爆發白紙運動，菲菲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有港漂發起聲援行動，「我當時剛從國內回來，也很想參加白紙的東西。」於是她去了大學，也去了油麻地的上海街聚集。
相比起中國各地以至海外的人潮，香港聲援活動單薄得多，有近百人，主要以港漂學生為主。曾參與過香港社運的菲菲說，「終於不是在香港為其他的民主議題抗爭，而是第一次為了一個自己脫不去的身份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