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中文系如何「實用」？從拿網紅沒辦「法」談起

某位網紅在直播中批評國軍志願役「都是廢物」，引來國防部提告，網紅是法律系科班出身，回擊說：「誹謗罪的客體是自然人」「對象須可得特定」。後還大言不慚地留下一句「基本法律常識與行政機關國防部共勉之。」所言大體無誤。只不過應作「行為人是自然人」，客體是「自然人或法人之名譽信用」較正確。且涉及的是主觀的意見評論，而非客觀的事實傳述，應論以刑法309條「公然侮辱罪」，而非310條「誹謗罪」。

各方紛紛出招以法律方式壓制她的氣焰。藝人陳為民挺國防部，在臉書流言「告死這隻賤畜」。網紅又回嗆陳為民辱罵自己為「賤畜」，要藉由告陳來「教國防部如何正確告『公然侮辱』」。也有人在刑事之外，想另以民事管道請求損害賠償。但民法184條第1項及195條第1項侵害人格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必須是自然人或法人。「志願役」既非自然人，也非法人，也不是行政機關。依民事訴訟法第40條：「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中央或地方機關」才有民事訴訟法上的當事人能力。但志願役顯然連民事訴訟上的當事人都不具備。大家真的拿網紅沒辦「法」。

除了法律之外，社會有無其他系統可以處理這些不犯法卻令人不舒服的問題？孟德斯鳩《法意》（法語De l'esprit des lois）一書最為人知的是憲法上的權力分立論，實則其中還提出宗教與法律的互補作用。法律僅要求做不犯法的公民，宗教還勸勉人修身成為聖人。法理學家伯爾曼《法律與宗教》認為即便在宗教改革，政教分離後，法律與宗教仍是西方社會剛柔互濟的力量。

我國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走的是一條移植西方法律的路線。胡適〈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記載晚清革新志士王照，戊戌年間與康有為有一段對話，王照說變法改制僅收一時之效，廣設學校革新風氣，才是久遠之道。康有為回答變法方能應眼前之急。王蘧常〈嚴幾道年譜〉記載光緒三十一年清廷鎮壓革命勢力，孫中山避走倫敦，偶遇嚴復。嚴復說：「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孫中山回答待教育發揮成效，已亡國滅種。「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學習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當然有其必要，但百年樹人的教育體系，也須著重。 西方社會倚賴宗教輔助法律，傳統社會仰賴教育（書院及士大夫的民間講學）的隱性力量，調和法律的強制性。法律的移植一朝可成，但西方的宗教文化難以全盤複製。 （相關報導： 鄧湘全觀點：陳沂提告陳為民是在嘲笑公然侮辱罪嗎？ ｜ 更多文章 ）

過去西方人的人生理想是透過宗教得到靈魂解脫，中國人則是通過教育，修身成聖。所以荀子〈勸學篇〉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謂的「學」是「學聖人道德」，並非僅技術性知識的傳授，所以孔子說「君子不器」，君子並非如器用工具般，僅具技術實用性知識，而是擁有人格理想。至於經濟活動是達到成德成聖目的所必須的附屬技能。但當代教育則倒反，以經濟活動的本身為目的，只有足以牟利的技術性知識，方被認為是「有用」的知識。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學習如何過美好人生」、孔子所謂的「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都已不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傳統以「成德」為核心的教育體系，雖非宗教，但含有宗教淨化人心的色彩。當中西教育都轉換為以技術性知識為導向的現代大學時，西方歷史畢竟還有淵深的宗教傳統，例如：德國在宗教中立的原則下，學生仍可自主選擇修習宗教課程。但在我國，儒家式成德教育全面崩解，則法律之外，欠缺解決社會問題的柔性資源，以致屢有「徒法不足為政」的缺憾。

如何重振品德教育？我們會求助於傳統經典閱讀以及全校性的大一國文課。兩者都由中文系負責。但各大學中文系一方面為免脫離社會的批評，另一方面顧及招生考量，紛紛走向技術性知識，以文創產品見長。例如：開設新聞編輯、商品文案撰寫等課程。中文系的實用，當然可是「產值」，但不能「只有」「產值」，通過傳統「價值」的思辨，而後與整個西化後的社會對話，或許更能發揮影響力。

由「價值」方面，達成傳統教育陶育人品的目標，作為法治社會的隱性力量，更是切要。但這有一個困境，就是道德教育容易淪為落伍的八股文。因此，結合當代社會學門，達成跨領域教學是值得嘗試的方向。例如：經典《左傳》及《國語》都記載「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春秋時代政治家子產施行新政，人民常於傍晚聚集學校詆毀之，有人建議關閉學校，徹底杜絕誹謗，子產卻寬容以對，尊重言論自由。教學時，可引導學生討論，「靠北×大」所引發的爭訟，除公然侮辱罪、誹謗罪等法律手段外，能否由「子產不關閉鄉校」的故事，思考「靠北×大」網站否該關閉？以及一個有道德涵養的人，如何面對批評。宋代朱熹《論語集注》說：「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嘉勉。」（面對他人的誹謗詆毀，若真有其事則改過自新，無，則戒慎勉勵。）這段話當配合法治社會的情境作教學，才可與時俱進。再如：大學生喜歡「講幹話」，刑法309條的公然侮辱罪，構成要件中的「公然」，不限於「不特定多數人」，凡「多數人可共見共聞」即屬之。因此，Line群組的發言、臉書社團的謾罵，屬「特定多數人可共見共聞」，也有觸法的危險。然而，法律之外，尚有道德，教學上可配合《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發言謹慎，行事勤勉），經典教育應配合現代情境的闡發，以免流於教條。又如：孔子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經》教給人的正是寬厚的氣度。教學時配合上網紅毒蛇發言案例，說明不犯刑法、不構成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未必就可以如此理直氣壯。

筆者過去採用這樣的教學法，常面對的質疑是：這會不會把國文課矮化為法律課的附屬？我想用《莊子‧天道》裡的寓言做說明：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製作輪子的工匠）問桓公所讀何書？桓公回答：「乃聖人之書」。輪扁說：「你所讀的不是聖人的書，而是古人的糟粕。」桓公大怒，要求輪扁說出理由，否則處斬。輪扁以製輪為喻：製輪時刀力過速過遲都不可，至於如何恰到好處，必須從實際做輪子中「得於心而應於手」無法用文字理解。換言之，技術性知識可以言傳，但所謂的道德、傳統教育所謂的「成聖」之學，要在實際生活中實踐才能體悟於心，當代社會就是法治社會，經典中的道德涵養要放在實際法律案例中，才能拓顯其意義——作為法律之外，另一個定分止爭的資源。 （相關報導： 鄧湘全觀點：陳沂提告陳為民是在嘲笑公然侮辱罪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