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總理李克強驟然離世，可謂象徵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一代知識菁英社會理想的黯然收場。並且，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秉持「太初有為」、努力改變社會，卻最終理想未竟的浮士德式悲劇。
2013年李克強作為總理初次訪問德國之際，其曾與梅克爾總理於人文領域共同促成「德中語言年」（2013-2014）。在德國歷史上，由於漢學研究頗為小眾，且較為沉溺古籍與哲學，一些傳統的研究者們甚至本身不會漢語。雖然這一情況自70年代以來有所改觀，但89年天安門事件卻造成普遍的漢學學生流失。
至李克強總理初訪之時，學生數量雖隨中國的經濟發展而逐年回升、研究範圍也逐步細化，但漢學介面對經濟體量正在巨變的中國，尚未做好「中國能力「（China Kompetenz）的準備。而德國民間對於中國文化亦隔岸看花，仍然不乏隔閡與偏見。
為打破成見、鼓勵兩國民眾首先學習對方語言，中德雙方2014年于柏林藝術大學（UdK）舉辦了盛大的慶典。在盛典上，包括剛自中國返回的外交官家庭與即將赴華的商界精英們在內，大家特意以大合唱《讀書郎》向中國知識階層們遙以致意。在大家眼裡，李克強這位新總理經歷了中國的艱難歲月與百廢待興，並在在文革之後籍由知識與勤奮拔萃而出，亦正符合中國民間對於知識的傳統敬重。
正如梅克爾總理從未忘記自己出身的東德民眾是如何渴望自由與富裕，李克強總理亦在上臺之初把自己的執政理念概括為「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這份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的民本情懷，既浸潤著80年代顯著的時代精神，無疑也是來自安徽貧困地區的一介書生成長為士大夫的典型情懷。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在社會左右兩派的制衡博弈之中，意識形態較為偏左，經濟方面卻又似乎難以說服自由主義右翼們「共同富裕」。結合當時語境來看，李克強總理所提醒的「六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似乎並非意在否定「脫貧」成果，而在於提醒各級政府以萬家疾苦為重，將民生利益切實放於心上。
這或許也是其為何在艱難的三年疫情之中提倡實際的「地攤」經濟。「地攤經濟」雖然曇花一現，甚至難登大雅之堂，但卻為苦悶的底層民眾帶來溫暖明亮的人間煙火氣。其所象徵的自由、靈活與鼓勵，當時極大地點燃了芸芸眾生在嚴苛管制下的生活希望。
然而，遺憾的是：在六四以來一直回避政治改革的中國社會，一旦改革涉及權益分配、簡政放權等深水領域，即需真正「刀刃向內」與「自我革命」之時，一介書生及其身後的技術性官僚縱有「斷腕勇氣「，也未必能撼動積重難返的結構性問題。這亦正如其所感歎：「撼動利益比撼動靈魂還難。」
劉霞赴德與Merian高級人文社科研究院
2017年7月，中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博士於獄中去世，其遺孀劉霞女士一身黑衣、向大海流放骨灰的淒涼場面觸動人心。2018年5、6月間，旅居德國的流亡作家廖亦武公開了遭受軟禁的劉霞女士憂鬱症加重、渴望赴德治療的絕望啜泣。時逢李克強總理7月9日即將再次訪德，社會各界對此寄予極大期望。
包括人權組織Amnesty在內的各種社會團體均呼籲梅克爾總理進行交涉，由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女作家Herta Müller與廖亦武先生發起的請願連署也廣為流傳。令人驚喜的是，劉霞女士果然輾轉抵德並重獲自由，並且是以意想不到的驚喜速度（7月10日）。即使是中共集體決定或有人質外交之考量，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這至少也是李克強通情達理、善於合作的一種表現。
如果說，在劉霞赴德過程中，李克強所扮演的角色外界還只能猜測。但此行過程中另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實卻是：在這次訪問之中，中德兩方除卻在數位化、人工智慧和電動汽車等經濟方面的創新協議，還於總理府簽署了一項於北大共建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中心（Meri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重要協議。
由於眾所周知的治理傳統，中國社會在發展層面一向持有「重理輕文」的實用性功利主義。然而倘無思想之現代性發展，器物性的開發研究並不足以打造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因此，由柏林自由大學牽頭，在李克強母校北大打造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當時極大地鼓舞了深懷法治理想與法律情懷的中國法學家們，以及渴望在政治、宗教、文化等領域就社會共存問題進行國際合作的人文學者們。
而李克強本人的治理素養，亦可從其「法無禁止即可為」（企業）與「法無授權不可為」（政府）的對比觀念中管中窺豹。其立足于現代法學與經濟學，認同自由市場規律及公權力的節制。而倘若其能於社會層面平行培養出穩定平衡的理性公民，以順應或促進漸進性的社會轉型，堪比其安徽同鄉李鴻章總理所宣導的純粹工業化洋務運動更具時代意義。
然而遺憾的是：在貿易戰、科技戰等日益激化分裂的大時代風雲之下，中德之間的種種合作願景亦無可倖免地遭受各種衝擊或質疑。在這一過程之中，由當時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余凱思教授（Dr. Klaus Mühlhahn）在兩國總理面前簽署、並已牽頭海德堡大學、哥廷根大學等多所高校投入準備的Merian Centre亦不得不中途擱置。這象徵著由中德開明知識菁英所努力推動的社會制度化建設的一項重大挫敗。
對「鐵鍊女」的共情與人權文明
2022年3月，在李克強擔任總理的最後一次記者會上，其就《人民日報》提問的民生問題主動提起「鐵鍊女」事件。「我們不僅為受害者痛心、也對此事十分氣憤」的真情流露，不僅讓人感覺到其真摯人性與深刻的共情能力，也為僵化麻木、強調「一錘定音」的官僚體制運轉帶來一股衝擊。
和同期舉行的中國首屆冬奧會這一宏大盛事及宣傳價值相比，「鐵鍊女」及陸續曝光的被拐賣婦女，顯然屬於張愛玲及方方等市民文學筆下那些「被前進的時代冷落的生命」。即使五次官方通報自相矛盾、民眾憤懣無奈，卻也無法改變官媒的集體沉默。而李克強總理的主動表態，既是對「不要我了」等幽微絕望歎息的有力回應，亦是一場廣泛的「社會授權」。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授權」之下，官本位系統中的部分中國官媒鼓起勇氣登載或轉發包括筆者在內的相關時評。並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及公安部等亦相繼作出一些積極回覆。
由於女權即為人權，從某種意象而言，「鐵鍊女」代表的正是中國弱勢群體在維護人身尊嚴或生命尊嚴途中，所遭遇的求助無門的艱難境地。由於此類悲劇常與社會陋習、利益關係、以及盤根錯節的地方保護主義緊密相連，李克強在此強調的「堅決追責問責」等，無疑是對麻木不仁的公權力的嚴厲督促。
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其在記者會結束之際的「長江、黃河不會倒流」。在未來前景仍不明朗的局勢之下，其關於中國「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之承諾，或許不乏飛揚的書生意氣。但這卻堅定地撫慰了一些心懷迷惘、渴望改革開放與自由活力的普通民眾；甚至也鼓舞了在時代的狹隙之中，仍然堅持反對孤立中國、不忍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的國際「知華派」們。
結語及追思
作為來自「桐城派」故里安徽的一名知識份子，李克強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接受精英學府十年薰陶，並終在80年代的社會巨變之中選擇官方體制，這令人想起同樣出身法學博士、並曾長期擔任魏瑪公國行政治理的德國政治家歌德。
歌德終其一生，於晚年最後完成不乏自傳色彩的悲劇《浮士德》：其從書齋走出，一生滿懷「有為」，卻不得不在外在世界的混亂阻力與虛無力量（梅菲斯特）的牽制之中，一步一步地經歷現代化的建設挫敗。
在一片虛幻的掘墓聲中，浮士德誤以為民眾安居樂業的理想終於實現，從而發出「你真美啊，請停留下來！」（Verweile doch, du bist so schön!）之最後感歎。而李克強總理在卸任時所言 「人在做、天在看」，亦仍然不乏「有為」之色彩。而今其驟然而逝，所象徵的，仿若80年代最後的社會理想也煙消雲散。但在普遍的傷感失落與不舍之際，「中國往何處去？」，卻驀然成為促使民眾深度思考的一個契機。
在這場個人與時代的雙重悲劇面前，倘若中國因此而更加向著現代政治與社會文明的方向而奮然前行，或者官方與民眾均衝破限制自身的思想桎梏、由此達成更為堅定的改革共識，則宛如浮士德博士倒地之時，仙女精靈們終究對其靈魂進行接引。
而中國百年的現代化試探努力、歸根結底也終究不過首先沉澱為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四個大字。正因如此，李克強最大的政治遺產，或許正是在於其不告而別而留與世人之深刻思想衝擊—其將民本主義、民生主義等理念再次啟動于世人面前，並令人回望沉思其壯志未酬的十年歲月。
而其所有的努力與挫敗、以及最終悲劇性的結局，亦令人深深感悟到：「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作者呂恒君（Dr. Hangkun Strian），德國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國際關係等。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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