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獲准成立之後，台大新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又提出將增設「國際政經學院」，特殊的是，這項依據「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申請設置，估計必然會得到政府（國發會）支持的學院，却未得到校內的普遍支持，與會教師甚至直言，這個學院可能有師資聘用浮濫風險、威脅大學自治、甚至砸大錢却成了「爛尾樓」。
總統一聲令下，一窩蜂成立「半導體學院」
這不是國內頂尖大學籌設的第一所特殊學院，事實上，二０二一年「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當年即有包括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四所大學，獲得教育部核准通過各自設立產學合作，交大的產學創新學院、清大的半導體學院、成大的半導體暨永續製造學院、乃至台大之前成立的「重點科技研究學院」、稍後成立的中山大學半導體學院都請到蔡英文總統揭幕，簡單講，這不只是頂尖大學的「成績」，簡直成了蔡英文總統引以為傲的「政績」。
但這個突破既有教育體制的特殊學院政策，到底是不是真的「政績」？頗值得討論。事實上，當年教育部推動「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時，教育界持不同見解者亦不在少數，很遺憾，聽者藐藐。論者列出多項疑慮，諸如：該條例明定師資聘任、招生（從學雜費到學位授予）、預算、乃至用地，可以不受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國有財產法、預算法，採購法的限制，而管理（監督）委員會中政府與企業代表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形同「大學自治」的「治外法權」。簡單講，校務會議對這些特殊學院，基本沒有發言權。
其次，著重「產學合作」的特殊學院，除了政府因為政策支持之外，關鍵還在於「企業合作」，無庸置疑，這幾年高教困境，讓大學與企業的「密切」已成常態，但企業與大學之間的距離如此嚴絲合縫，對高等教育、學術自由都是一種風險，大學畢竟不是技術學校，在職業技能外，「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顯然不是特殊學院關切的重點，這究竟是不是大學之道？
特殊學院的存在，反應高等教育的失敗
更重要的，政府為大學在現行法令之外，創造特殊學院的空間，是否意味現行體制、法令框架、都不足以因應「創新人才之需求」？舉例而言，各大學聘用教師都需要經過三級三審，特殊學院師資却可跳過這些限制，如果特殊學院的目的在「聘用國際間最厲害的師資」，又何須廻避既有聘用程序？或謂要跳過的是一般系所學院的「薪資級距」，讓企業主導的特殊學院得以「合聘」，為大學教師打開更好的薪酬待遇，那麼，對正常管道晉用的師資公平嗎？（註：現行教育人員任用已經有各種講座教授、玉山學者等比一般銓敘更高的薪酬）
老師如此，學生又何嘗不是。以台大為例，今年已有若干系所因招生不足而「寄存名額」，正常大學招生不足，却從特殊學院下手招生，能不能招到足額學生先不論，只問一點：正常系所的教學是否已不足以養成適合的「人才」？上述四所大學以半導體或人工智能為重點的特殊學院為例，是否代表現有電機、數學、乃至資工科系都不堪為業界所用？加設這些學院是要頂尖大學加辦「技專班」、「技職先修班」或「在職訓練班」？
因為台灣有座「護國神山」，政府政策就卯起來全面搞「半導體學院」，台大做為「最高學府」，學院名稱「含蓄」些，包山包海包辦「重點科技」，在半導體之外，還有「金融學院」，台大或許也由此著手，準備成立「國際政經學院」，把政府指導的高等教育，再擴大到財經金領域，想像一下，半導體學院的企業合作對象是科技大廠，國際政經學院的合作對象是金控？還是財團？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有金控代表都能鬧騰到全年無休，未來這個特殊學院堂而皇之讓金控財團進駐「管理（監督）委員會」，主導其學程設計、師資聘用，豈不荒唐？
大學追求真理與學術自由，不為產業政策服務
何謂「大學」？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定義是：「大學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它的品性是獨立追求真理和學術自由。」這也是現代大學的理念基礎，這樣的大學培養出來的是「知識人」，而非僅止於「技術人」或「高階主管」，在這樣的理念基礎下，也才會有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兩大基石，特殊學院却直接拆了這兩塊基石，「校內校（學院）」讓原本參與大學自治的成員沒有發言權，「奉旨」設置學院是服從政策指示，而非自主發展。
簡單講，政府有政策指導的產業發展目標，但大學的存在不是為了政府的產業目標服務，大學的可貴就在擁有學術與科學的無限研究空間，這樣的空間才可能「創新」，並在天馬行空的「創新」中，為產業提供推陳出新的技術進步可能，而非政府指導創新的方向，否則今日政府要集中發展半導體，大學蜂湧景從，明日換個政策產業方向，特殊學院是要取消還是改換門庭？特殊學院的停辦，校務會議也是沒有發言權的，而是政府與企業代表佔三分之二的管理委員會決定後報（教育）部，換言之，產（企業）決定不與學合作時，特殊學院也就失去存在的倚仗。
從這個角度看，台大教授們倒不必擔心「國際政經學院」會成為「爛尾樓」，當企業成為大學的脊樑，只要企業收手，這樓就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