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 到1975 十年之間，我大約介紹了西方100 位左右哲學、文學、音樂、建築和心理方面的人文大師，給台灣的讀書界認識。而「新潮文庫」之所以成功，我祗是早期的催生與選書有功而已，主要的靈魂人物還是張清吉先生，他的台灣全國跑透透的行銷精神，他的五十年如一日，奉獻一生的生命給一個單純的理想：「出版好書給世世代代的台灣人」，他雖然不求聞達於諸侯，但是他默默耕耘的文化影響力，超越過很多知名的政治人和文化人，張先生也因為出版「新潮文庫」，而在2000 年被《天下雜誌》選200 年來，影響台灣向前進步的200 位名人之一（他是台灣出版界唯一的獲選者），頗使我與有榮焉。
2000 年之後，中國出版商也來臺灣買了不少「新潮文庫」的翻譯版權，在中國出版，例如廖運範譯的《佛洛伊德自傳》，在中國暢銷數萬本。我也很欣慰在台灣各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大學都有收藏「新潮文庫」。1989 年中國友誼出版社，本來要出版《羅素回憶集》，後來因為鄧小平正在進行「反精神污染」，而不敢出版，國府政權似乎比中共 鬆一點，對張先生的「新潮文庫」還算尊重，沒有來查禁過。
但是1970 ∼ 1975 年之間，在張清吉先生大力支持下，楊牧與我共同主編的24 冊「新潮叢書」中，海外學者劉大任《紅土印象》，警備總部卻經常到志文出版社找張先生的麻煩，導致這套介紹海外知名學者、作家的叢書，提早結束。劉大任的《紅土印象》是他大學時代受存在主義影響所寫的小說，一點也沒有左翼激進思想的味道。警總來查禁此書，主要是因為劉大任到中國旅遊，事實上他到中國旅遊之後，對中共產生幻滅，開始批評中共更甚於國民黨。祗是張先生受不了國府的威脅，在1975 年底結束「新潮叢書」的業務。當時不少現在知名的作家的第一本書，都列入「新潮叢書」，例如陳芳明、鄭愁予、杜維明、鍾玲、殷允芃、夏濟安、陳世驤、劉大任等，其中以《鄭愁予詩選集》最暢銷，而楊牧也在這段期間，他的筆名由「葉珊」改為「楊牧」。
我在出國之前，並沒有「台灣意識」，因受梁啟超、胡適和林語堂等中國學者之影響，我甚至在建中時代的日記寫道：「我想放棄學醫，而奉獻於中國的文藝復興。」顯然國民黨的制式教育相當成功，讓我給「新潮文庫」八本書的長序中，從未出現過「台灣」這個字眼，那時我一直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眼光看世界。1968 年來到美國之後，才發現自己居然是台灣文化的文盲，不瞭解台灣四百年苦悶的歷史，對台灣的文化與歷史人物也非常陌生，過去讀的不是世界名著就是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完全無視台灣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