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 年考進臺大醫科，到1968 到美國行醫將近30 年，1997 年落葉歸根在花蓮門諾醫院服務四年，我都沒有離開專業小兒科醫師的領域，但是我的一生，卻與台灣出版界產生不解之緣，甚至我在出版界和音樂界的知名度，超越過我在醫學界的知名度。
1966 年我的處女譯作《當代智慧人物訪問錄》，在蕭孟能主持的《文星》出版，列入《文星叢刊》142 號，經此激勵，我再接再厲翻譯出大學時代培養我獨立思考的英國哲人羅素的二部書《羅素回憶集》、《羅素傳》，本來是要交給蕭孟能的《文星》出版，但因李敖在《文星雜誌》98 期嚴厲批評國民黨負責文工的謝然之，而書店遭到關門的命運，當時對我們這一代的《文星》迷，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並萌生出國追求《自由的滋味》的意念。而那時張清吉先生的長榮書店剛好在文星書店隔壁，他看到文星書店被國民黨打壓結束之前，人山人海的購書熱潮，以及讀者的依依不捨之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萌生了出版有經典價值好書的念頭。
我因常去長榮書店買舊書，而認識了張清吉先生，他雖以賣舊書起家，也許受《文星》關門的影響，1967 年他開始成立志文出版社，當時越戰開打，不少美國大兵來台灣渡假，掀起學習英語會話的風氣，於是順應時勢，他開始出版不少由日文翻譯過來英語會話叢書，和林語堂在大陸時代的舊作等，我頗欣賞他的行銷熱忱，於是有一天我帶著，自己已經譯好的《羅素回憶集》和《羅素傳》手稿去見他，起先他擔心這類書水準太高，也許會造成曲高和寡的現象，於是我告訴他：「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你與其雜七雜八的出些英語會話叢書，不如多出版一些有價值的經典著作，為人生展現光華，對社會也會更有貢獻。」並慫恿他創辦一套高水準的世界名著譯作，在出版十幾本之後，市面反應不錯，於是定名「新潮文庫」。
我義務當他精神上支援的顧問（不是主編），於是張先生答應先出版十萬字的《羅素回憶集》（1967 年11 月），這套文庫於焉誕生了，而張先生在業務上也跑得更加勤快，我們二人都有期待，希望這套文庫能夠彌補《文星》關門後，台灣文化界的空虛感。結果銷售量出乎意料的好，三個月就賣出五千本以上，使張先生對這種高水準的譯作產生極大的信心；趕緊出版廿萬字的《羅素傳》，果然又是洛陽紙貴，便漸漸建立了「新潮文庫」的口碑，連殷海光教授和陳鼓應都來書店向張先生致意。
接著我與文筆頗佳的同班同學廖運範醫師（他是中研院院士，國際知名的肝病權威。）合作編譯《讀書的藝術》（1989年北京友誼出版社也印簡體字版），因為我已準備出國，我本來想譯的《佛洛伊德傳》，交給廖運範譯出，開啟了台灣佛洛伊德與佛洛姆風行的時代。我從台大醫學院畢業到1968 年7 月出國之前，一口氣替「新潮文庫」編譯了八本書，包括《傳記文學精選集》、《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等，領了一筆當時看來為數不少的稿費，買了機票飛往紐約，開始我三十年的旅美音樂與醫學生涯。
1968 年出國之後，雖然人在海外，但仍心繫台灣，依舊持續參與「新潮文庫」的成長與發展，除了選書寄回台灣外，也請高手譯書，例如《白鳥之歌》，就是由我寄回台灣，邀請外文系的高手林宜勝譯出；《愛因斯坦傳》則由留美的張聖輝譯出。而這段時間，廖運範也結合台灣醫學界的理想主義者，例如賴其萬、林克明、胡海國、鄭泰安、文榮光、葉頌壽、符傳孝、李明濱和王溢嘉等分別譯介佛洛伊德、榮格、阿德勒、佛洛姆等精神醫學大師的作品，並創刊了曾經影響台灣醫界四十年的《當代醫學雜誌》，不久又創立井橘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經典醫學名著（例如哈里遜內科學漢譯本，呂耀卿皮膚科學等），對台灣醫界貢獻頗大。
後來王溢嘉又率領一批生力軍創刊《健康世界》，並大量出版健康知識的叢書，實現了當年蕭孟能和我，想出版《通俗醫學叢書》之夢。總之，我前後大約幫了志文出版社六、七年，「新潮文庫」前面一百部，除了我自己編譯的八部書外，廖運範推薦的醫學院好友譯出十多部，同時也介紹不少好書，請高手譯出；一百號之後，張清吉先生每年都會親自去日本尋找好書，並且參考日本的「岩波文庫」，邀請金溟若、李永熾、鍾肇政等日文高手，做出完整的作者介紹以及導讀、年譜等，也有不少是出自他本人的剪裁整理。大約一百號之後，他也得到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他對史懷哲精神充滿虔敬之心的退休教師曹永洋先生幫他做主編，繼續出版世界經典名著的工作。
五十年來，在張清吉及其子女主持下，「新潮文庫」已出書500 部以上，實現了當年胡適大規模漢譯世界名著的理想，創造了戰後出版史上的奇蹟，把西方第一流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以及存在主義、禪宗思想、現代電影及文化思潮等作品全面介紹到台灣來。在七、八十年代獨裁恐怖的國府政權下，替台灣社會開了一扇「世界之窗」，使無數茫然畏縮的年輕心靈得到一陣春風、一道陽光，為台灣文化界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新潮文庫」可以說是繼「文星叢刊」之後，影響台灣思潮與青年學子最深遠的一套文庫，例如台灣史專家李筱峰教授，在高中時代，本來是蔣介石的崇拜者，但因讀了二本「新潮文庫」的羅素著作，他的崇拜對象才由羅素取代了蔣介石；吳清友先生，也因為讀了「新潮文庫」二冊史懷哲的著作，才由頑童變成愛書人，終於在1989 年創辦了世界級的誠品書店。我感到很欣慰，在台大醫科七年生涯中，有機會與同班同學廖運範，共創鍾肇政所謂的「新潮文庫」時代，因此我在大學時代，對台灣社會的貢獻，並非醫學方面的任何成就，而是透過「新潮文庫」完成的。
在1965 到1975 十年之間，我大約介紹了西方100 位左右哲學、文學、音樂、建築和心理方面的人文大師，給台灣的讀書界認識。而「新潮文庫」之所以成功，我祗是早期的催生與選書有功而已，主要的靈魂人物還是張清吉先生，他的台灣全國跑透透的行銷精神，他的五十年如一日，奉獻一生的生命給一個單純的理想：「出版好書給世世代代的台灣人」，他雖然不求聞達於諸侯，但是他默默耕耘的文化影響力，超越過很多知名的政治人和文化人，張先生也因為出版「新潮文庫」，而在2000 年被《天下雜誌》選200 年來，影響台灣向前進步的200 位名人之一（他是台灣出版界唯一的獲選者），頗使我與有榮焉。
2000 年之後，中國出版商也來臺灣買了不少「新潮文庫」的翻譯版權，在中國出版，例如廖運範譯的《佛洛伊德自傳》，在中國暢銷數萬本。我也很欣慰在台灣各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大學都有收藏「新潮文庫」。1989 年中國友誼出版社，本來要出版《羅素回憶集》，後來因為鄧小平正在進行「反精神污染」，而不敢出版，國府政權似乎比中共 鬆一點，對張先生的「新潮文庫」還算尊重，沒有來查禁過。
但是1970 ∼ 1975 年之間，在張清吉先生大力支持下，楊牧與我共同主編的24 冊「新潮叢書」中，海外學者劉大任《紅土印象》，警備總部卻經常到志文出版社找張先生的麻煩，導致這套介紹海外知名學者、作家的叢書，提早結束。劉大任的《紅土印象》是他大學時代受存在主義影響所寫的小說，一點也沒有左翼激進思想的味道。警總來查禁此書，主要是因為劉大任到中國旅遊，事實上他到中國旅遊之後，對中共產生幻滅，開始批評中共更甚於國民黨。祗是張先生受不了國府的威脅，在1975 年底結束「新潮叢書」的業務。當時不少現在知名的作家的第一本書，都列入「新潮叢書」，例如陳芳明、鄭愁予、杜維明、鍾玲、殷允芃、夏濟安、陳世驤、劉大任等，其中以《鄭愁予詩選集》最暢銷，而楊牧也在這段期間，他的筆名由「葉珊」改為「楊牧」。
我在出國之前，並沒有「台灣意識」，因受梁啟超、胡適和林語堂等中國學者之影響，我甚至在建中時代的日記寫道：「我想放棄學醫，而奉獻於中國的文藝復興。」顯然國民黨的制式教育相當成功，讓我給「新潮文庫」八本書的長序中，從未出現過「台灣」這個字眼，那時我一直以中國知識分子的眼光看世界。1968 年來到美國之後，才發現自己居然是台灣文化的文盲，不瞭解台灣四百年苦悶的歷史，對台灣的文化與歷史人物也非常陌生，過去讀的不是世界名著就是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完全無視台灣的存在。
1968 年，我在紐約第一次參加同鄉會，聽完周烒明、林榮勳、蔡同榮、陳隆志等五位博士演講後，我的台灣「政治意識」才覺醒過來，在台灣時，我一直認為不是國民黨反攻大陸，就是由中共統一台灣，從沒想過台灣人也可以自己當家作主，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必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不久黃文雄、鄭自才的「刺蔣事件」、彭明敏的「民眾大會」、黃彰輝領導的基督教長老教會「自覺運動」相繼發生，更堅定我在政治上的「台灣意識」。
雖然我的政治上的「台灣意識」覺醒了，但是在文化上，我仍然是「大中國主義」者，因此我七十年代初期，在紐約與詩人楊牧主編24 部「新潮叢書」系列時，除了陳芳明、施叔青之外，都是海外中國作家的作品，而忽略了台灣優秀作家的作品。
台灣「文化意識」的覺醒是林佛兒「林白出版社」出版吳濁流《無花果》不久在台灣查禁。我到美國才讀到這本書，雖然只有最後18 頁才開始描寫「228 事件」，但卻是我瞭解「228 事件」的開始，此書不僅是吳濁流的自傳，也是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縮影，雖然吳氏是客家人，卻是我台灣「文化意識」的啟蒙者，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深遠，我由認同中國文化回歸到認同台灣文化，此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此書中，吳濁流描述原本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受日本督學公然侮辱後，他跑回自己祖先的原鄉：廣東梅縣，這才發現回到所謂的故鄉，面臨的竟是語言不通，思想觀念不同的窘境，這才讓他頓悟：「漢人的祖國，早在明朝滅亡時就結束了、消失了，只有台灣才是他真正的故鄉，這是他由中國人回歸到台灣人的心路歷程。」
1972 年參加鄭紹良主持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的1200 人台灣民眾大會，第一次聽到彭敏明逃亡海外的第一場動人演講，接著又讀了他的英文自傳 “A Taste of Freedom” ，又是一次心靈的震撼，接著又接觸楊逵的《送報伕》、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史明《台灣四百年史》、以及張良澤主編的鍾理和、吳新榮、吳濁流、王詩琅全集，才發現台灣30 年代作家的水準，並不比對岸的中國差，經過以上這些書的洗禮後，我的台灣「文化意識」終於全面覺醒，但是我跟海外華人作家夏志清、於梨華、鍾玲等仍然保持友好的關係，1975 年台灣發生「鄉土文學論戰」，更促使我全心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化的研究。大約在1976 年左右，我們在紐約的台灣文藝工作者：洪銘水、謝里法、陳錦芳與我等人成立「台灣文藝沙龍」，每個月聚會一次，大家輪流做主題演講，直到1978 年我移居南加州，才結束這段大家探討「台灣文化」的沙龍活動。
台灣文化獨立意識的萌芽⑴一場啟蒙我「文化獨立」的音樂會（1970 年4 月15 日）—卡薩爾斯指揮全球100 位大提琴家音樂會（紐約林肯中心）這場為聯合國學校基金會募款慈善音樂會，門票是美金50 元的天價，但我終於看到了我大學時代就心儀的，廿世紀大提琴泰斗：卡薩爾斯，這是他在1961 年接受甘迺迪總統夫婦邀請在白宮演出後，首度在美國演出，那天不少「人文大師」雲集，例如塞哥維亞（吉他大師）、摩爾（雕刻大師）、夏卡爾（繪畫大師）、奧登（詩人）、伯恩斯坦和卡拉揚（指揮大師）、以及15 歲的馬友友等，都來參加這場向「卡薩爾斯致敬」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最令我感動的是，卡薩爾斯演出故鄉加泰隆尼亞民謠《白鳥之歌》，顯然他在掉「思鄉 」，這時全場聽眾也情不自禁地流淚，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音樂會感動落淚。卡薩爾斯「不妥協的精神」深深地影響我，他的加泰隆尼亞「文化獨立的精神」，也更深地感動我。去年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雖然國內80% 贊成，但是因為沒有國際社會的支持而失敗了，他們可能沒有以卡薩爾斯《白鳥之歌》去征服國際人士的同情心而未能成功。⑵一場啟蒙我「台灣文化獨立」的演講—愛默生「美國學者」1837 年美國詩哲愛默生為美國獨立60 週年紀念，在哈佛大學舉行一場歷史性演講「美國學者」，他說：「美國作為歐洲文化殖民地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我們美國應該要有獨立的文學和文化。」50 年之後，醫生作家霍爾姆斯（Holmes）說這篇演說是，美國文化的獨立宣言。因此後來才有美國新英格蘭的「文藝復興運動」，也才有梭羅、愛倫坡、馬克吐溫、惠特曼和佛洛斯特等美國典型的大作家與詩人出現，二次大戰後，美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已超過英國。⑶摯友吳潛誠大作《航向愛爾蘭》，啟示我們台灣人，1890 年以「Abbey Theater」為中心的，詩人葉慈等人所推動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可以說是比「武力革命」更有效地，促成1922 年的愛爾蘭獨立，葉慈也因此在1923 年贏得諾貝爾文學獎。愛爾蘭作家蕭伯納、貝克特、詩人赫湼三人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顯然都受惠於這場「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葉慈曾說：「有獨立的愛爾蘭文學，才會有獨立的愛爾蘭。」1982 年南加州發生了三件文化界大事件，使我變成了「台灣文化傳教士」：⑴文壇老兵楊逵於1982 年10 月來南加州訪問，促成了「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此會存在11 年（1982-1993），邀請十多位台灣作家來美國巡迴演講，1989 年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辦「第一次國際台灣文學會議」。⑵蕭泰然與許丕龍在1982 年11 月12 日催生第一屆「感恩節音樂會」，促成了「南加州台灣人聯合基金會」的創立，此基金會催生了三首蕭泰然不朽的協奏曲，並帶動了海外台灣人的「音樂文藝復興運動」。⑶台灣文化奉獻者張良澤於1982 年，來南加州宣揚台灣文化，促成了「台灣出版社」的成立，在南加州創刊「台灣文庫」。
1982 年張良澤遠從日本來南加州宣揚「台灣文化」，那時他給一百位優秀同鄉測驗「台灣文化常識」，結果只有五位同鄉及格，當時的同鄉會長許英智說：「我一生考試從未考得這麼差，讓台灣人不知道有台灣文化的存在，國民黨的教育在這方面非常成功。」這句話對我是當頭棒喝，因此下決心要奉獻臺灣文化的宣揚，於是在1983 年10 月31 日在南加州Cerrito 市華國飯店正式成立「台灣出版社」，志同道合的股東約有30 位，並於1984年3 月15 日正式推出三部台灣文化名著：《江文也的生平與作品》、《無花果》、《自由的滋味》。
這三部書，都是當時戒嚴時期的國府禁書，也都是促成我「台灣意識」覺醒的書，而且具有永恒的文學價值，我們都希望透過這些書，能普遍讓海外同鄉萌發「台灣意識」。在陳芳明起草的「台灣文庫緒言」，表明了我們的出版理想：「台灣人曾經有過極為漫長的尋根歷史，卻忘記自己的根，早己深植在自己的土地上。將近四百年來，世人公認為美麗島的台灣，已經發展出獨特性格的「文化傳統」。但是，由於歷史的扭曲，這份「文化傳統」如果不是被矇蔽，就是變成禁果。
把歪曲的島嶼扶正，把缺漏的歷史填滿，將是世世代代台灣人無可旁貸的責任。「台灣文庫」的發行，便是要撥開現實的迷霧，讓台灣人看清台灣人的真正面 。在這些珍貴的文字紀錄裡，我們可以見證台灣的美與痛苦、夢與現實，同時我們更期望「台灣文庫」能夠為「台灣文化」置下一塊牢固的磐石。」
這套「台灣文庫」，我邀請張良澤擔任顧問，並由陳芳明、張富美與我共同主編。我們推出許多受到台灣當局禁止刊行的台灣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和傳記各領域的名著，在台灣尚處於戒嚴的80 年代時期，「台灣文庫」的出版使海外台灣人更進一步瞭解自己祖國的文化以及台灣多元歷史面目，豐富的人文內涵及先賢追求理想的艱辛歷程，到1997 年我返台服務之前，共出版42 部，在海外頗受同鄉歡迎，其中以《自由的滋味》、《無花果》、《浪淘沙》 解嚴後，李登輝民主時代來臨，1989 年美國「台灣出版社」授權台灣「前衛出版社」在台灣發行這套叢書，結果賣了五千套「台灣文庫」的前面15 本套書。於是這套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智慧與經驗的結晶所完成的作品，同樣也在台灣知識界造成不少震撼；透過「台灣文庫」，重新建構台灣人的價值觀和歷史認知，在台灣出版史上似乎也繼「新潮文庫」之後，產生了一些影響力。
這套「台灣文庫」雖然讓不少藝術家和作家出土了，恢復他們的歷史生命，但我個人卻成為國府黑名單，父親在1984 年病逝台灣時，我也無法返台，盡人子最後的孝道。1987 年底父親去世後三年，在台灣解嚴之後透過陳五福與當時副總統李登輝的協助，我才有機會跟「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的同仁楊次雄、林逸民、陳惠亭、周烒明等一起回到睽別十七年的台灣。那時我才有機會拜祭父親之墓，流下慚愧的淚水。
後來我們繼續出版了四本禁書：謝里法《台灣出土人物誌》、陳芳明《台灣意識論戰選集》、《黃武東牧師回憶錄》、《楊逵精選集》（陳芳明編）。海外讀者的反應都還不錯，美國各知名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都有來訂購，表示他們對「台灣文庫」的重視。因為書在美國印非常昂貴，因此原先的五萬美元的投資已快彈盡援絕，加上我的醫院工作必須值夜班十分忙碌，為了節省印刷成本，我們把《郭雨新紀念文集》和《張良澤四十五自述》，託朋友送到香港去印，結果反而被騙了五千美金，因此1986 年我因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而入ICU（加護病房），輸血500c.c. 才復活過來，當時有二位北醫校友李雅彥和許正憲醫師，知道台灣出版社的財務也在ICU，各寄六千美金，成為出版社的新血輪，結果台灣出版社復活而得以東山再起，又順利地出版七本書。
台灣出版社是出版最多台灣禁書和台灣人傳記的出版社。單就醫生的傳記，我們就出版了：陳五福、郭維租、吳新榮、鄭翼宗等的傳記。文學家傳記有：楊千鶴《人生三稜鏡》、《鍾肇政回憶錄》、東方白文學自傳《真善美》、《張良澤四十五自述》以及吳濁流《無花果》，另外張恆豪與我主編《復活的群像—-30 位台灣卅年代作家列傳》，更成為當年十大好書及各大學台文系的補充教科書。此外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許曹德回憶錄》、《謝雪紅評傳》（陳芳明著）、《陳逸松回憶錄》、《朱昭陽回憶錄》、《黃武東回憶錄」》等，他們都精彩地寫出了廿世紀台灣人的歷史，因此從1984 年到1997 年「台灣文庫」42部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台灣傳記文學」的新傳統。
同時台灣出版社也出版了三部英文書：柯喬治 “Formosa Betrayed”、彭明敏 “A Taste of Freedom”、蔡德本 “Elegy of Sweet Potatoes-Stories of Taiwan’s White Terror”。出版這三本書的目的是，給我們第二代及美國人知道臺灣的歷史，現在不少台美人第二代開始在寫「228 的故事」，這些書都是他們最好的參考文獻。
我非常感謝海內外無數幫助我主編「台灣文庫」，以及出錢出力的無數出版社同仁們，和幫助推廣「台灣文庫」的全美各地的熱心同鄉和幕後英雄，我們大家共同開創了海外台灣文化的新時代底歷史使命。
＊作者就讀台大醫學院時，曾催生「新潮文庫」，翻譯《羅素傳》等名著，創辦望春風出版社。著有《雕出台灣文化之夢》、《開創台灣文化的新時代》等。近年先後又完成《西方音樂巨人—馬勒》菲律賓國父黎剎傳，《八十回憶錄》等書，成為撰寫傳記最多第一人。本文選自作者編著之《張清吉紀念文集》（允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