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我在紐約第一次參加同鄉會，聽完周烒明、林榮勳、蔡同榮、陳隆志等五位博士演講後，我的台灣「政治意識」才覺醒過來，在台灣時，我一直認為不是國民黨反攻大陸，就是由中共統一台灣，從沒想過台灣人也可以自己當家作主，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必在自己的土地上過著二等公民的生活；不久黃文雄、鄭自才的「刺蔣事件」、彭明敏的「民眾大會」、黃彰輝領導的基督教長老教會「自覺運動」相繼發生，更堅定我在政治上的「台灣意識」。
雖然我的政治上的「台灣意識」覺醒了，但是在文化上，我仍然是「大中國主義」者，因此我七十年代初期，在紐約與詩人楊牧主編24 部「新潮叢書」系列時，除了陳芳明、施叔青之外，都是海外中國作家的作品，而忽略了台灣優秀作家的作品。
台灣「文化意識」的覺醒是林佛兒「林白出版社」出版吳濁流《無花果》不久在台灣查禁。我到美國才讀到這本書，雖然只有最後18 頁才開始描寫「228 事件」，但卻是我瞭解「228 事件」的開始，此書不僅是吳濁流的自傳，也是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縮影，雖然吳氏是客家人，卻是我台灣「文化意識」的啟蒙者，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深遠，我由認同中國文化回歸到認同台灣文化，此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此書中，吳濁流描述原本以為自己是中國人，受日本督學公然侮辱後，他跑回自己祖先的原鄉：廣東梅縣，這才發現回到所謂的故鄉，面臨的竟是語言不通，思想觀念不同的窘境，這才讓他頓悟：「漢人的祖國，早在明朝滅亡時就結束了、消失了，只有台灣才是他真正的故鄉，這是他由中國人回歸到台灣人的心路歷程。」
1972 年參加鄭紹良主持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的1200 人台灣民眾大會，第一次聽到彭敏明逃亡海外的第一場動人演講，接著又讀了他的英文自傳 “A Taste of Freedom” ，又是一次心靈的震撼，接著又接觸楊逵的《送報伕》、柯喬治《被出賣的台灣》、史明《台灣四百年史》、以及張良澤主編的鍾理和、吳新榮、吳濁流、王詩琅全集，才發現台灣30 年代作家的水準，並不比對岸的中國差，經過以上這些書的洗禮後，我的台灣「文化意識」終於全面覺醒，但是我跟海外華人作家夏志清、於梨華、鍾玲等仍然保持友好的關係，1975 年台灣發生「鄉土文學論戰」，更促使我全心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文化的研究。大約在1976 年左右，我們在紐約的台灣文藝工作者：洪銘水、謝里法、陳錦芳與我等人成立「台灣文藝沙龍」，每個月聚會一次，大家輪流做主題演講，直到1978 年我移居南加州，才結束這段大家探討「台灣文化」的沙龍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