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蒲公英》和《探查》隔海爆料
前篇指出CODEX這個國際組織的「科學標準」是非常脆弱的，那回到用「國際標準」替核災污染水排海開綠燈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其公正性又如何呢？6月22日起，韓國的兩個獨立公民媒體《蒲公英》和《探查》聯手進行了一系列的爆料，稱日本政府以捐贈100萬歐元，換取IAEA秘書處提早將審查報告洩漏給日本政府，並按照日本政府建議，修改為對排放核污水更有利的內幕。兩個媒體公佈的第一份文件是一個備忘錄，內容是日本外務省的官員A和「負責人」淺川，於5月30日面談的逐字稿，共三頁，皆用紅字標註了「席上收回(見面後收回)」和有「社外密(對單位之外必須保密)」浮水印的文件。內容是A向淺川說明外務省為了確保IAEA報告內容符合日本需求，做了哪些檯面下的努力。
這位淺川被《蒲公英》認為可能是和內閣關係深厚的亞洲開發銀行的董事長淺川雅嗣，那麼外務省官員A，為何需要特別向他說明處理IAEA的保密內情？尤其A向淺川提到了中國和韓國也可能用捐款來影響IAEA，所以日本一定要再捐款至少100萬歐元給該機構。亞洲開發銀行和IAEA有長期合作計畫，難道亞洲開發銀行是外務省的白手套？但銀行公關否認此事，稱逐字稿標註的會談日期，淺川不在國內。
絕大多數韓國和日本的主流媒體封殺了韓國兩公民媒體的報導，台灣只有《新頭殼》引述韓國《民族日報》，報導了這則新聞。是繁體中文媒體裡唯一順帶揭露IAEA將原本規劃經過三階段取樣檢驗後才會做出結論的流程，以很牽強的理由，縮水為只靠一次取樣檢驗結果，就做出核污水排海「對人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的結論。
日本行賄國際組織有奧運前例
日本向國際組織行賄也有前例，法國金融檢察院於2018年約談東京奧運組執委員會主席竹田恒和的案件。竹田為了取得2020年奧運主辦權，交付820萬美元（約新台幣2.48億元）給廣告代理商電通公司高階主管及奧運執行委員的高橋治之，疑似請他作為白手套，向國際奧委會委員行賄。高橋坦承，曾購買數位相機及要價4.65萬美元的精工錶，送給前奧運會經紀人、塞內加爾籍國際奧委會（IOC）委員Lamine Diack。另外，東京奧組委員會2013年以諮詢費為名義匯款200萬美元給新加坡的黑潮顧問公司，該公司為電通公司旗下的空殼公司，與Diack兒子關係匪淺，法國檢察單位認為這是對Diack行賄。
高橋又因為收受東京奧運贊助商賄賂，今年七月遭東京地方法院判處2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竹田因高橋案被約談調查，於2019年辭去奧組會主席一職。Diack則因其他收受運動員賄賂案入獄，於2021年病死獄中。當然韓國公民媒體指控IAEA的「收賄」，是指透過捐款贊助來影響機構決策，和東京奧組會行賄來收買個人，性質非常不同。但東京奧組會的案件，的確反映日本社會賄絡風氣盛行，和日本人留給外界謹守秩序的印象相當衝突。
水俁症也有欺騙大眾的污水淨化器
2021年5月，日本政府首次透露將要把福島核災污染水排海時，台灣北海岸多個漁會負責人會同詩人詹澈，發動「護漁愛海公民戰線」、「新國際」和「左翼聯盟」至立法院，抗議駐日代表謝長廷配合日本政府宣傳，將核災污染水和核電廠冷卻水混為一談。抗議主持人林深靖特別提起日本最嚴重的海水污染公害「水俁症」的悲劇，希望核污染水不要重蹈當年汞毒排海的覆轍。沒想到韓國公民媒體公佈的這份逐字稿中，竟然也提到了「水俁症」。外務省官員A輕佻地用「水俁症」為例，說日本民眾非常健忘，所以不用擔心核污水危機不可收拾；但淺川提醒他，當年負責處理「水俁症」的官員可是自殺身亡的，不能掉以輕心。假如這份逐字稿為真，日本政府官員對公害受害者的心態只能以冷血來形容。
去日本旅遊的台灣人通常會對日本的一絲不苟印象深刻，媒體廣告炫耀的日本頂尖精緻工藝，也塑造了日本的神話。香港理工大學李鎮邦提示了日本大企業的黑歷史，打破了這個迷思。其實日本早就有四大公害，包括：熊山縣水俁鎮汞毒排海公害、富山鎘米骨痛病、四日市哮喘症和米糠油多氯聯苯事件。其中水俁症和現在的核污水排海爭議驚人相似。窒素株式會社將含汞毒廢水排入水俁灣，這些劇毒物質被水中生物食用，轉成有機汞化合物，人類食用後就會肢體變形、疼痛難耐。最初從貓的發狂開始，1956年出現第一個人類病例，居民開始懷疑窒素株式會社排放有毒污水，1959年會社在化工廠緊急安裝了Cyclator淨化系統，並特地舉行啓用儀式，總裁吉岡喜一當著諸多媒體的鏡頭，喝下一杯自稱經過Cyclator淨化過的水，證明化工廠排放的「處理水」絕對安全。但後來法庭公開的證詞卻是：「淨化罐是作為社會解決方案安裝的，對去除有機汞沒有任何作用。」
來自日本外務省的深喉嚨Jorseti
26日，韓國兩公民媒體再度報導，一位化名Jorseti、自稱是日本外務省官員的吹哨人，來信表示兩公民媒體22日的報導符合事實，並爆料了外務省內部反應；27日，兩公民媒體再發佈了吹哨人寄來的IAEA報告草稿的封面和目錄的照片，以證明他所言不假。他並且指證說，日本政府在6月15日之前已拿到這個版本，並要求IAEA修改一些關鍵字句，例如：盡量將「污染水」改為「處理水」；將「ALPS處理水的輻射暴露」的「輻射暴露」一詞刪除；以及加上「在83種魚類檢測樣本中從未發現有機結合氚（OBT）」。
別忘了，這份IAEA審查報告是7月4日才公佈的，為什麼日本政府這個被審查對象，竟然能夠提早拿到未定案的草稿？如果這是真的，報告的公信力就破產了！細心的讀者一定會反問，如何確認Jorseti的身分確實是外務省官員？《蒲公英》一位編輯在28日特別寫了一篇文章來說明為何在吹哨人的真實身份無法查證的情況下，他們堅持報導的抉擇。這篇文章是新聞倫理的重要案例，有必要特別引述。
「不報導是犯罪，所以我們選擇了報導」
28日的文章說，作為媒體必須考慮：如果這個(吹哨人提供的)訊息是真的，「它將造成韓國公民的健康及安全無差別、不可逆的衝擊，因此它是緊急和影響重大的資訊」，「但是作為媒體也不能因為它是緊急和影響重大的資訊就不盡查證的責任」。《蒲公英》首先認為，即使無法確認Jorseti的真實身分，但他提供的資訊除了內容都和事實相對應外，也提供了IAEA報告的相片，因此相當可信。《蒲公英》另一個決定報導的理由，是要打破資訊不對稱的結構，日本、韓國政府和東電，擁有全部的訊息卻極端不透明和封閉；而提出質疑的一方卻幾乎無法取得訊息。這個不對等，又因為主流媒體一面倒的為前者傳播，而被更加放大。《蒲公英》主張，「對少數和弱勢訊息(就像少數和弱勢族群一樣)的發聲權利，應該特別被尊重，因為這是言論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成分」。
7月4日兩個公民媒體趕在IAEA和日本政府發表《報告》之前，召開緊急國際記者會，《蒲公英》的編輯重申這個立場。表示他們的確無法確認吹哨人的真實身分，但是在面對核污水排放的巨大威脅，「考慮到我們（蒲公英）報導後將面臨的信譽風險，對比不報導帶來的對公眾巨大的風險，選擇不報導只是一個過度輕易的放棄。不報導等於犯罪，所以我們選擇了報導。」。
到了6月29日，兩公民媒體又公佈了Jorseti提供的更具爆炸性的文件，該文件是IAEA管轄的「核安全和安保司」紀錄日本政府對報告提出了哪些修改建議的文件。文件最後提到，「(日本政府)原先提供的85萬歐元已經告罄，需要再提供100萬歐元，但日本當局對此要求持否定態度，IAEA表示將在日本政府批准並支付追加預算後，再發布最終報告並進行後續監測」。《探索》向IAEA求證這份文件的真偽，IAEA回覆：「就我們所知，這份文件不是IAEA的文件，所以不代表IAEA的立場。」
7月4日IAEA和日本首相聯手公佈了《報告》後，《蒲公英》把這個「正式版」和吹哨人6月下旬提供的「草稿版」比對，正式版的修正之處，幾乎都和吹哨人先前舉發的內容相符合。至此，不管這位Jorseti是不是日本外務省官員，至少他一定是IAEA審查程序裡的重要利害關係人的其中一人，這個吹哨人的身分已經難以被推翻，也因此韓國兩公民媒體的報導為真的機率大幅增加。然而，全球閱聽人無法看到公民媒體上的完整資訊，絕大多數閱聽人看到的是主流媒體播出的：7月4日，IAEA秘書長格羅西在公佈《報告》記者會後，被韓國記者追問是否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捐款時，他動怒的回答：「我什麼都沒有收到，好嗎，這太荒謬了！太荒謬了！我們沒有收到任何錢，好嗎，這點很清楚！」韓國政府還發表聲明，譴責韓國民眾對格羅西提出是否受賄的疑問「在國際上是非常不妥的行為」。
接下來，要再剖析IAEA的捐款來源，和到底誰能影響IAEA的決策。
＊作者為平行政府副秘書長、海潮智庫辦公室主任、左翼聯盟中央委員。本文為「日本核汙染水水排海照妖鏡」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