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五月四日的抗議活動，標誌著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從此步入新階段，把天安門廣場視為政治焦點的看法從此牢牢根植於中國人心。因為示威者雖然深信他們的主張出於愛國情操，他們卻遭中國警察和外國使館警衛騷擾，數人遭逮捕；其中一位被捕者傷重不治。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抗議活動，相較於一九八九年的示威，規模差了很遠，但喚起全國人民的良心，在中國學者、科學家、作家、藝術家竭力探索如何另闢蹊徑強化國力，把科學和民主融入其社會、國家治理時，這一天被拿去指稱整個「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與對中國工農之困境的研究，與馬列主義的理論性、組織性論點，離不開關係，從而直接影響了一九二一年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的壯大。
如果說一九一九年代表天安門廣場自此成為完全公共且反政府的場域，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時，它則真正成為不折不扣的群眾示威地，並且真的接受了火的洗禮。這兩年是民國史上的慘澹年分。北洋政府腐敗無能，受一連串窮兵黷武者或軍閥擺布。其他軍閥則割據中國其他區域，有時割據整個省，有時控制分散數地的城市或一大片鄉村。外國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剝削未歇，日本對中國領土——尤其東北——的攻擊越來越肆無忌憚。在南方廣州，孫中山和蔣介石正竭力打造與共黨結盟的新革命政府，希望藉此使他們得以用武力統一中國。英國警察殺害至少四十名參與一大型示威集會的中國人民後，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排外怒火漲到新高峰；北京城民隨之舉行一場大型集會予以聲援，集會地點自然而然選上天安門廣場。這次，聚集群眾涵蓋了多種行業的人，在組織和宣傳上使用了會成為一九八九年北京抗議活動之重要一部分的許多器具。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至少十萬中國人聚集於天安門前，其中不只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木匠、鞋匠、當鋪老闆、鐵匠、理髮師。商會派出代表，教協和農協亦然。天安門前的演講台，布滿當時流行的口號：「廢除不平等條約」、「抵制英貨日貨」、「打倒列強」。在此廣場的其他幾個地方，另有五個講台，供不同行業的群體使用。上書政治標語的紙質橫幅飄揚於樹上——因為此時的天安門廣場仍有公園的氣氛，而非如今日寸草不生的大廣場——另有標語用黑墨水或炭筆塗寫在附近建築牆上。當地的慈善團體供茶，軟性飲料販子提供免費汽水給示威者止渴。由學生擔任的糾察員維持秩序，軍警不干涉。
但隨著那年秋冬示威一場接著一場，當地政府失去耐心。警察著手阻止有組織的示威者來到此廣場。市政府當局在此增植樹木、移除鋪砌路面，欲藉此減少公共空間。警察、學生、地區軍閥部隊之間更常起衝突。最後，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如外界所料，當局動用武力鎮壓。至少六千名新加入民眾，其中大多來自學生、工人團體，聚集於天安門廣場，抗議北洋政府軟弱無能，接受日本的新要求。聽過慷慨激昂的演說後，群眾離開廣場，往執政府走去。正規軍士兵未嘗試驅散群眾，就朝群眾開槍，至少五十名示威者喪命，至少兩百人受傷。如此規模屠殺示威者，在中國歷史上是頭一遭，但不會是最後一遭。中國最著名作家魯迅吶喊道，「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死者中有數名他的學生。「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