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泰林認為，中國雖不會因經濟陷衰退而對台動武，但它可能會因此更積極採取外交、軍事行動，以應對國際壓力，向其他國家表達其堅定的立場。
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西方政界越來越擔心，北京可能會出於轉移國內注意力的目的，而採取軍事上的激進行動。8月，美國總統拜登形容中國的經濟困境為「定時炸彈」，並警告說：「這不是好事，因為當壞傢伙遇到麻煩時，就會做壞事。」
不少學者和分析家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前外交關係協會（CFR）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主張，面對中國的經濟減速，北京可能會倚賴「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並更積極地推動「統一」台灣。
美國塔夫茲大學政治學家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特聘教授布蘭茲（Hal Brands）的觀點與上述看法相似。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減速可能導致政權感到脆弱、不安，進而追求擴張，將民族主義視為支撐政權的工具。他們強調，類似情況在歷史上發生過，二戰時期日本帝國出於經濟擔憂，對美國珍珠港發動攻擊，便是「高峰強權陷阱」（peaking power trap）的典型案例。
然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安全研究計畫」（Security Studies Program）主任傅泰林（M. Taylor Fravel）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國內動盪不太可能導致中國主動對外發動戰爭，但可能會使中國在面對外部威脅時更加警惕或更積極反擊，以確保國家的安全和穩定。
My take in @ForeignAffairs on whether China's economic difficulties will lead it to be more aggressive abroad:https://t.co/gbkpLNelve
— M. Taylor Fravel (@fravel) September 15, 2023
傅泰林15日在《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撰文，討論了中國國內動盪和其對外行為之間的關係，並探討中國領導人是否傾向於發動戰爭或外部危機來轉移公眾的注意力。
根據傅泰林的敘述，「旨在轉移注意力的戰爭」主要指的是政治領袖為了保住政權而發動的衝突，其背後狹隘的利益考量是，假設市民通常會在與外部勢力的衝突中凝聚起來，增加對政府的支持。在此情況下，政治領袖可能會出於多種原因發動戰爭，包括轉移民眾的關注、加強社會凝聚力，或顯示自己有能力成為一位成功的統帥，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權。
然而，傅泰林的結論是，實際上中國在面臨國內問題時，極少採取對外行動以轉移注意力的策略。他指出，這是因為中國政府有能力嚴格控制社會，並壓制潛在的威脅，因此相對不容易受到國內動盪的影響。傅泰林進一步指出，中國領導人更傾向於使用威懾手段，以阻止外部勢力的干預，而不是發動旨在轉移注意力的戰爭。
回顧動盪歷史，中共怎麼應對危機？
傅泰林在文章中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案例，指出即使在國內動盪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也未必會採取轉移性戰爭的舉措。相反，他們更可能選擇穩定國界或回應外部威脅，以示強硬態度。
自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經歷多起重大動盪。1958年，中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經濟災難，數千萬中國人陷入飢荒。大約在同一時期，西藏地區爆發了武裝動亂，達賴喇嘛流亡至印度。然而儘管發生如此大規模動盪，中國時任領導人毛澤東並未採取發動衝突的行動，以轉移注意力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相反，他們尋求與鄰國維持穩定關係。
1960年，北京與幾個鄰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並與朝鮮簽署防禦條約。從1960年到1963年，中國與6個國家就邊界爭議問題達成妥協性的協議。達賴喇嘛流亡至印度後，1960年4月，中國時任總理周恩來親自到印度談判邊界問題，但雙方未有共識。
1960年後，中蘇開始交惡，而中美關係因韓戰的原因也處於僵局。1962年，中國因爭議邊界而襲擊印度。但傅泰林認為，但轉移注意力的動機並未在北京的決策中佔據主要位置。中國當時的目標僅僅是向印度展示其堅定立場，以阻止印度在中國內部處於虛弱狀態時挑戰邊界主張。
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再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重大動盪。1965年，中國確實派遣軍隊幫助北越對抗美國，但它對河內的支持始於1950年，遠早於中國國內的動盪。中共增加對北越的支持，是對美國升級越戰以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爭奪影響力與蘇聯競爭的回應。
在1969年，中國襲擊了與俄羅斯有主權爭議的島嶼「珍寶島」（俄稱達曼斯基島）。傅泰林指出，這起中蘇邊界衝突或許是現代中國歷史中唯一可以視為轉移性衝突的危機。一些學者，如中共歷史學家李丹慧（Li Danhui），主張毛澤東在1969年4月的黨大會上批准這次伏擊，以團結黨，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激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