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只是幾個百分點的差别，不管説辭如何動聽，游盈隆在回覆政客與學者的批判時，顯得强詞奪理，一方面，事後的合理化話語無法改變既成事實，難以有效排除引導性或預式所可能産生的效應；另一方面，他又拿不出没有誤導的證據，以支持民調的效度宣稱。兩者恐怕都會造成一般人對民調的誤解和喪失信心（專家不過如此），與對社會現實的扭曲看法（當然，民調並不等於現實）。
游盈隆學有專長（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的高足、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又有多年的民調實務操作經驗（那些半路出家的民調專家如吳子嘉們大概很難望其項背），他的基金會定期進行政治議題的民意調查研究，幾年來，更收集了不少數據，對了解台灣民意的長期走向多少有參考作用，他即使没有功勞，也有苦勞。
遺憾的是，游盈隆在8月21日公布的2024年總統選舉民調中，錯過了一個很好「驗證方法是否影響結果」的社會實驗。他大可把隨機抽樣的樣本再隨機分配成兩組均等的樣本，一半問卷保留原有的引導性或預式問題，另外一半則删除這些問題，或者移到主要題目之後。事後分組比對，只要兩組之間没有顯著的統計差别，引導性或預式效應就不成問題，民調結果在知識宣稱上，便有可信的數據基礎。
從最近引起紛争的民調看，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不過是粗製爛造的調查，不够嚴緊，游盈隆的事後辯解，充其量頂多是亂了章法的調子，欠缺慎思。由爛調到亂調，台灣的各種民調與專家不妨面壁思過，如果要把唱反調的人繩之以法，未免囂張，又貽笑大方。惱羞成怒，還興師問罪，游盈隆真是晚節不保。
＊作者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