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剩下的支柱就是民族主義了，而在此事件中抨擊日本成為一個相對容易的選擇。每一名中國學生都會學習有關日本在戰爭中的暴行，以及日本據稱從未為其歷史罪行道歉（雖然這是不真實的，但日本內部也存在部分否認歷史罪行的極端聲音）。因此，中共可以將日本排放處理過的廢水描述為另一種外國壓迫和干涉，並強調只有中共政府能夠抵抗這種情況。
中國官員可能也認為，抨擊日本核處理水的行動可以轉移公眾的注意，從而減輕內部的壓力。目前尚不清楚這種策略是否可行：有時容許抗議活動可能只會激勵人們未來進一步的示威，而民族主義情緒也可能迅速轉向政府。但考慮到中國經濟的現狀以及去年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讓國民釋放情緒的方式可能對中國官員具有吸引力。
許多在中國經營且具有明顯日本名稱的企業也變得越來越擔憂。上一次的反日示威發生在2012年，當時日本政府將釣魚臺（在日本稱為尖閣諸島）國有化，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並在多個城市發生了針對日本商品的示威活動，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針對日本人、日本企業和日本商品的暴力事件。當時，中國政府容忍了大多數騷亂，警察只是站在一旁，讓人群釋放情緒。現在，中國的日式餐館已經採取預防措施，強調中國人出資或公開譴責日本。
另外帕默還提及，2005年日本批准一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教科書供學校使用時，中國也發生了反日暴力事件。但他認為該事件凸顯了中國對日本的重大誤解。日本的教育體系批准教科書，但並不強制學校統一使用它們，而爭議版本的教科書僅被少數右翼私立學校使用。然而中國的示威者卻將這些教科書視為所有學校的必修教材，就像中國的教科書一樣。
他認為，這種將自身觀點投射到他國情況的思維在中國非常普遍，這可能是中國對福島核廢水事件抱持不信任的部分原因，人們可能因為長期以來自己的政府在公共衛生問題上撒謊或混淆，而假設日本也在這方面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