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婆楊湘櫻女士說，今年阿寶媽媽離世前不久剛好要過生日，全家團聚，與社工及朋友一起祝福媽媽。之後媽媽離世，全家人都覺得圓滿，雖然難過，但沒有彼此怨恨：「我本來覺得我應該是最恨他們媽媽的人（怪她沒有照顧好自己），但最後我發現我是最愛他們媽媽的人，謝謝她帶給我這個感恩生命的禮物。」
這個案子的結局可以說圓滿，但林依瑩表告訴BBC，現在台灣人晚婚或較晚生小孩，年輕照顧者的人數可能會攀升。她在社福現場也看到，也有年紀不大，就倒下來的，譬如癌症或意外，家中的小孩也都還很年輕，年輕照顧者的比例可能在台灣會越來越多。林依瑩又說，台灣一般民眾仍認為，照顧仍然是孝道或家庭責任，比較不願意向外求助。
譬如，在台北市，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照顧癱臥在床的外婆多年的子晴，在接受台灣公共電視採訪時以彈鋼琴比喻自己的處境——常覺得彈到一半會彈不下去，這好比自己的人生，就是卡住了，有一段曲子，怎樣都彈不下去，「我不想要大家只告訴我，我好乖，好孝順，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另一位曾為照顧者的學穎也告訴公共電視稱，自己中學時爸爸腦瘤開刀後，身體越來越走下坡。他是，當時看到爸爸媽媽抱頭痛哭，弟妹都還小，身為家中長子，他意識到自己要承擔起照顧爸爸的責任。學穎父親後來病重無法自行行動，他從父親上廁所或洗澡，餵藥或抽痰等大小事都要幫助：「連流淚都不敢流」。他坦言，自己讀夜校時有幾次上下學騎著機車在路上，就覺得自己真的「好辛苦好累，是不是可以一走了之？」
有分析說，缺乏了私人時間和精力發展學業和建立人際關係，年輕的照顧者人生就像電視被按下「暫停鍵」一樣。曾與年輕照顧者對談的台灣精神科醫師鄧惠文評論說，這些「被迫」要成為照顧者的孩子，常常被問他們人生失去了什麼，但真實情況可能是他們是連思索自己人生藍圖的空間都沒有被給予。鄧惠文解釋，小孩「提前成熟」的過程，可能帶給他們在長大後一輩子都很難拋開的陰影，影響到人際關係的經營。
陳景寧則強調，快樂成長是每個兒童的基本人權，但卻有一群孩子因為變成照顧者「而卡在人生起跑點上」。她告訴記者，就青少年來說，這是人生探索自己的一段重要期間，因為資源不夠，而要他們成為「替代照顧者」，對他們的心理影響頗大。陳景寧又說，台灣不時在孝行獎募款廣告或活動看到兒少照顧者身影，其實並不是那麼值得鼓勵孩子犧牲童年。她明白很多社福團體對於孝行獎有不同意見，但至少可暫停美化或讚頌孩子們犧牲自己童年的「孝行」，先找出如何支援孩子的服務資源為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