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問題與島內政治動員：災難的開始
臺灣獨立運動在民主化後的臺灣取得實質影響力，也帶動爭取聯合國代表權的行動。這也是一連串災難的開始。如果爭取加入聯合國只是外交表演或政治表態，至少有許多彈性空間。但扁政府時期通過公投法後，聯合國議題成了全民政治社會運動。不管泛藍或是泛綠，都非常認真地推動與聯合國或臺灣地位相關的無用公投，造成臺灣政治社會動能在這一議題空轉。當時國際局勢，全世界皆將胡錦濤政權視為相對理性的政權，以便強化與中國市場的連結。陳水扁政權把外交當全民運動的結果，給了布希政府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機會，直接抹黑民進黨為麻煩製造者。最終第一次民進黨政權，也因為自身支持者狂熱而陷入分裂，機關算盡，自誤性命。
在蔡英文改以進步勢力重構臺灣認同，帶領民進黨重返執政後，這些基進獨派也確實有所反省：思來想去，原來是公投的門檻實在太高了，於是主動下修公投的提案與通過門檻。2018年公投跟統獨有關的只有東奧正名，結果該提案並未通過，而進步派反對的反同婚公投，以及跟日臺外交有關的反「核食」公投，倒是壓倒性地通過。民進黨內，進步勢力為此呼天搶地，教育機構都不得不主動關心起學生的精神健康；在日本，時任外相河野太郎氣憤表示，要把臺灣告到WTO，臺灣也別想加入TPP！實則日本政府也只是藉機作梗：當時安倍政權正在修復與中國關係，本來就沒有打算對臺灣客氣，結果倒讓日本找到藉口修理臺灣。
該次公投雖無聯合國相關提案，修法源頭仍是源自於「公投護臺灣」的想法。最終，對臺灣內政外交造成的傷害，還得等到蔡英文第二任期，才用非公投手段修復完畢。該公投沒刺激到中國，倒是把泛綠陣營在國內外的盟友都整了一輪，搞得最進步、最會拚貿易協定的政府好生尷尬。筆者若是蔡英文，遇到李遠哲管他說什麼，大概也只會氣到表示總統只當到2024年。
總體而言，政府建設臺灣與否，與政府對聯合國代表權的關注，似乎完全成反比。圍繞政治動員而產生的公民投票法，更曾差點給臺灣的內政與外交帶來毀滅性災難。
比「中國法統」更糟糕：被掏空的臺灣文化主體性
制度面而言，加入聯合國需要中南海與華府共同同意。惟新冷戰的當口，臺灣要加入聯合國，可能比美國向中南海輸出麥卡錫主義還困難，得到的利益也越來越虛無。經濟社會層面，加入聯合國固然代表國際組織參與得到拓展，但臺灣也可以透過參加區域組織得到補償，至少一定比加入聯合國簡單很多。例如人權部門，我們簽署兩公約並視同國內法：這個努力雖然不被聯合國承認，我們的人權表現反而比許多聯合國會員國還要好，在西太平洋也是傲視各國。有些人指出臺灣若未加入聯合國，會被隔絕於國際交流之外，但法理臺獨派雖然拒絕這個方案，聯合國在制度上也有觀察員資格，這也完全能滿足臺灣在資訊取得的權利；反而我們推遲成為觀察員的努力，如同蔣介石時期的「漢賊不兩立」，使我們兩頭皆空。最後，另一個法理臺獨派堅持加入聯合國重要原因，在於基於聯合國的集體安全保障，有助於在制度面加強中國侵臺時的非法性。但特別自烏克蘭戰爭後，沒有人會相信聯合國所承諾的集體安全保障，對於新冷戰時代的國家安全，能帶來任何實際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