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深思的是以下這一段話：現代科學主張價值中立性，此理念已經在從自然科學至社會科學，甚至人文科學的範疇中流行開來。隨著科學化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高，所有的人格偏差、成長障礙甚至情緒不穩定，都被歸咎於心理因素，然後再將這些心理因素歸咎於生理因素。不論是心理因素或生理因素，都被認為是價值中立的，特別是當提及生理因素時，似乎更沒有善惡之分，結果導致善惡被視為中立的趨勢。在推廣價值中立的過程中，我們常常會批評價值二元的觀點，而主張價值多元化，當失去價值判斷的標準時，就會走上價值相對論的道路。這種趨勢對現代華人文化和社會的影響已經相當明顯。
士來馬赫利用意識來詮釋人性，好像進入了心理分析的領域。由於各種不同的意識在內在世界中可能相互對立或互補，善與惡都一樣真實存在。善可以定義惡，而惡也可以定義善，這使得士來馬赫的思想傾向於善惡中立化。又如，基於「絕對依賴感情」的絕對性，缺乏絕對依賴感情也必然具有絕對性。正面的絕對性與負面的絕對性在人的內在世界中並存，這導致了善與惡的平等存在。當「意識」本身被視為研究的焦點時，就假定所有的意識都有其平等的地位，因此可以發展到價值多元化，讓人感受到價值中立的趨勢。
此外，士來馬赫對原罪的討論方式與傳統不同，他認為人具有犯罪的傾向，並且主張人的罪源於外在環境的影響。原罪的概念被應用於源自集體的罪惡，甚至主張集體罪惡對個體的影響更大。這與當代學者將心理問題化簡為社會問題的觀點相符，並且社會因素通常被認為是無善惡之分，只需要改進，結果就會將當事人與善惡的聯繫完全排除。例如，一個經常打妻子的丈夫，他的暴力行為源於心理問題，而這些心理問題又源於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需要社會福利和社工的方法，在此過程中，善惡的問題可以完全消失。然而，當社會問題解決後，是否暴力行為就必然隨之解決呢？這個問題的確定答案實在令人懷疑。
筆者以為，透過對本土問題和聖經神學的深入認識，華人社會可以更深刻認識，甚至有效回應社會、文化和政治的挑戰，並在面臨全球化和東西文明衝突的時代找到獨特的神學觀點和方向。根據前述套論和分析，我們或許可以從中推論出幾個與華人社會政治哲學相關的問題：
世俗權威的神聖化和政客的偶像化：華人社會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將世俗政權神秘化、世俗權威神聖化和歷史上的政客偶像化。這個現象不僅在西方存在，也在東方，特別是華人社會，並持續影響著當代政治。
缺乏真正的上帝觀念：在華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上帝作為一個真正的超越存在的概念一直缺失。因此，「替天行道」的政治神學造成了個人被偶像化或神化的後果。這種神化了的人對人的統治和壓迫突出了華人社會政治哲學中的一個主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