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調查：中國政府拿家屬充當「人質」，對維吾爾異見者跨國鎮壓

有研究人員指，中國正在對生活在海外的維吾爾人施加壓力，通過威脅他們在國內的家人，迫使他們監視人權活動人士。有難民和社會活動人士向BBC透露，這種恐嚇手段正在令社區出現分化。

「我最親愛的兒子，」阿里姆（非真名）的母親在畫面中閃現，她說，「我沒想到在死之前能見到你。」

阿里姆說，這個時刻他破防了。這次通過視訊通話相見，是他作為難民逃往英國之後，六年來第一次與家人聯繫。

但這是苦樂參半的：這次通話有其他人在控制。作為以穆斯林為大多數的中國西北部少數族裔，阿里姆的母親和所有維吾爾人一樣，生活在嚴密的監視和控制之下。他們從來都不能直接打電話給對方。

相反，一個中間人用兩部不同的手機分別打給阿里姆和他的母親，然後將兩個手機螢幕對著彼此，讓他們兩人能看到彼此搖晃的影像，聽到揚聲器裡朦朧的聲音。

阿里姆說，他們幾乎沒說什麼話，通話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哭泣。

他不知道，他母親身後的那堵白牆是在她新疆的家裡還是在拘留營——中國政府被指控在那里拘禁了超過100萬維吾爾人。中國長久以來都否認這些指控。

但是阿里姆說，他知道和母親的這次聯繫是有代價的——因為牽線的人是一名中國警察。

當警官再次打電話來的時候，他要求阿里姆去參加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的會議，收集情報並匯報給中國政府。

「每當倫敦有反對中國的抗議活動時，他們就會打電話給我，問誰會去參加，」阿里姆說。他與BBC分享了這些要求他充當間諜的電話錄音。

阿里姆還被告知會有錢收，這樣他就能試著和活動團體的領導者交朋友——當中許多是英國公民——方法是帶他們去餐廳吃飯並且幫他們買單。

警官建議，他成立一家公司作為掩護，以防他忽然增加的財富引起懷疑。阿里姆被告知，已經有很多公司是這樣為其他人設立起來的，目的也是完全一樣。

這當中暗含著威脅，如果他拒絕，家人就可能會受到傷害。這使他陷入兩難境地。

「他們利用我的家人當人質，」阿里姆說，「我活在一個黑暗時刻。」

政府對其國外僑民實施監控的做法被稱為跨國鎮壓。

研究表明，這種特定的策略是中國警方普遍採用的手段——在本國控制住家庭成員的視訊通話聯絡渠道，以此換取在海外的配合行動。

謝菲爾德大學的大衛·托賓博士（Dr David Tobin）與同事尼羅拉·艾利馬（Nyrola Elimä）一起進行了關於該問題至目前為止一些最全面的研究。他們對幾個國家的200多名維吾爾僑民進行了訪談和調查。他說，所有生活在中國以外的維吾爾人都是跨國鎮壓的受害者。

「家庭分離是核心策略，」他說。根據托賓博士的說法，即使電話通訊在技術上能做得到，但是在中國生活的親屬也不會接的。他說，人們會假定這些通話會受到監控，並且擔心隨意聯繫會使他們面臨風險。

這種切斷家庭紐帶的做法讓中國警方得以介入，提供受到嚴格管理的聯絡途徑——就是視訊通話——以此作為合作的獎勵，同時威脅，如果不合作就會對家人施以懲罰。 （相關報導： 為何世界應該關心尼日政變？經濟學人：西非的聖戰暴力噩夢將成全球問題 ｜ 更多文章 ）

在英國，托賓博士對約400名維吾爾人群體當中的48人進行過調查或訪談。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報告說，他們曾收到中國警方的直接來電，施壓要求他們充當間諜、不從事倡導工作，或停止接受媒體訪問。

而且，在英國的維吾爾人遠不是受影響最嚴重的人群。

在土耳其——傳統上的一個維吾爾人避難所，有5萬人生活在中國以外最大的維吾爾人社區之一。148名受訪者中，有80%的人報告稱受到過中國當局的類似威脅。

阿不都日依木·帕拉奇（Abudrehim Paraç）在2014年來到伊斯坦堡，那是他逃離中國一年之後。

「土耳其的生活和我們過去所經歷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樣。我們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警察也不會來打擾我們，」他說，「我簡直不能相信能夠這樣生活。」

但在過去幾年裡，土耳其的維吾爾人面對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有關中國境內的警察威脅並讓他們彼此監視的報導，已經在社區中傳開，使得他們人心惶惶。

在Facebook上的一段視頻中，一個年輕的維吾爾男子似乎被他的同伴抓獲並毆打。他在困境中招認，自己是在為北京做間諜。儘管該場景的具體情況並不清楚，但是這段影片已在維吾爾族社區中廣泛流傳，該男子也在網上受到了廣泛譴責。

阿不都日依木說，這類故事的積累正在產生影響。

「年輕人在與維吾爾人的抗議和會議保持距離。他們擔心那裡的人有可能是間諜，」他說，「中國的計劃正在奏效。」

托賓博士認為，土耳其當局知道發生什麼事，並且反應緩慢。「一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越依賴，就越有可能合作或者視而不見，」他說。

近年來，土耳其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人們對其保護維吾爾族社群的承諾提出了質疑。

土耳其政府未有回應置評請求。

但是中國並不只是針對那些自己在經濟上佔優勢的國家。

出生於美國的茱莉·米爾薩普（Julie Millsap）是在華盛頓特區從事維吾爾族人權項目工作的活動人士。她說，中國曾試圖通過她的姻親對她施加壓力。

她丈夫是漢族中國人，屬於中國最大的民族群體。兩人在中國相識，後於2020年搬到美國首都。

在茱莉開始代表維吾爾人進行活動後，當地警察開始拜訪她在中國的親戚，說他們「想交朋友」。

她和丈夫收到從小姑的手機傳來的威脅訊息，暗示茱莉的孩子可能會變成「孤兒」。「它不是她平時說話的語氣，」茱莉說，她懷疑是警察指使她發出這些信息。

在茱莉丈夫最近在華盛頓特區和他在中國的妹妹進行的視訊通話中，警察碰巧過來了。這給了茱莉機會錄下這一刻，並且直接面對其中一名警察。

「他有點結結巴巴，叫我們不要誤解他的意圖，」她說。警察告訴她，由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微妙」關係，警察在安排拜訪所有在美國有親戚的當地家庭。

茱莉發現，一個美國白人和一個漢族中國人組成的家庭，會享有某種程度上維吾爾族人所沒有的安全保障。「但我們還是有警察騷擾、有威脅，有每天面對的各種現實，這一切都算不上好事，」她說。

她認為，中國當局無顧忌地針對外國公民，試圖干預他們的工作，這很令人擔憂。

美國政府正開始正式地解決這個問題。 （相關報導： 為何世界應該關心尼日政變？經濟學人：西非的聖戰暴力噩夢將成全球問題 ｜ 更多文章 ）

三月，參議員們推出了《跨國鎮壓政策法案》（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Policy Act），列舉了一系列侵害行為，包括「經代理人進行脅迫」，涵蓋對海外家庭成員的威脅。如果通過，該法律下將設立一個電話專線，用於報告威脅，並促使國會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對實施者進行制裁。

工作地在挪威的維吾爾族權利活動人士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認為，美國的立法是方向正確的一步，但西方國家應該走得更遠。他說，每次當局接到報告案例時，都應該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問，要求確保這些家庭成員的安全。

「我們是你們的公民，你們的鄰居和你們的納稅人。我們的政府應該承擔一些責任，」阿尤普說。

托賓博士則認識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說『你想和你的家人通話嗎』不是犯罪。我們知道這是一種威脅，我們知道它會破壞社區，會造成精神健康問題和帶來創傷，但是這在英國境內不是犯罪。」他說。

英國內政部表示，企圖恐嚇海外批評者是「不可接受」的，目前正在對跨國鎮壓行為進行一項內部審查，並表示所有此類事件都應向執法機構報告。

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則在一份聲明中稱，跨國鎮壓的指控「毫無根據」。該聲明稱，中國政府「依法保護維吾爾族人及其與海外親屬的交流」。

阿里姆選擇不向警方報案，但是向倫敦的一群維吾爾人權活動人士坦陳了自己的困境。

該群體的其中一名領導者告訴我們，類似的要求很常見，而且對社區的團結構成挑戰——但他堅稱，他們的倡議工作將會繼續。根據他們的經驗，幾乎所有來自中國警察的要求都被拒絕了。

在做出決定之前，阿里姆為這個問題作了一番思想鬥爭。「我意識到，為了我的家人而背叛其他人，意味著出賣我的民族，我不能這麼做。」 （相關報導： 為何世界應該關心尼日政變？經濟學人：西非的聖戰暴力噩夢將成全球問題 ｜ 更多文章 ）

「如果這是我必須付出的代價，那就這樣吧，」他也拒絕了來自中國的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