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管見-「臺灣加入CPTPP」應速建構透明、公開之法體系：
蔡英文總統以強化臺灣在全球的關鍵戰略與經貿地位，強勢推動「臺灣加入CPTPP」作為8年政績總體展現。時值2024年總統大選，更有其政治力量延續的盤算。
惟「臺灣加入CPTPP」如上所述，已是集外交內政、經貿產業、社會文化暨兩岸關係的國安議題。建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除了莫忘2014CSSTA初衷，要提出詳盡「產業」、「社會」及「國安」等衝擊評估報告，俾讓社會各界深入且具體評核，並應廣開公允進言公開管道外，尤應謙卑認知「臺灣加入CPTPP」實已關連到「總統涉外事務權」（foreign power）與「國會監督參與權」(Congress oversees participation rights)的分際。
此時，執政者對於總統處理涉外事務、締結涉外協議或行政協定時，必會要求賦予總統應有且適當的權限，以靈活臺灣外交國際空間，確保能因應「臺灣加入CPTPP」的經貿等各類型談判空間，也能應對詭譎多變的兩岸情勢發展需求。
不過，筆者基於「行政監督」、「分權制衡」的政治原理，也必須要思考應給予適當的監督警示制衡，以避免造成總統權力之行使衍成脫韁野馬，無法控制，反而導致國內政爭紛起，甚至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又失信於國際，衍成印太區域地緣政治圈動盪不安的引爆點甚至是亂源所在。
因此，朝野政黨應該要務實面對與理性釐清：在行政與立法權力行使與互動關係中，「總統涉外事務權」（foreign power）與「國會監督參與權」(Congress oversees participation rights)的分際，並速建構透明、公開的法體系。諸如：
一、「總統涉外事務權」的權限與運作，會因政府體制是總統制、內閣制或半總統制而有區別?
二、「總統涉外事務權」是否應具「專任性」(Sole Organ)?
三、「總統涉外事務權」是否應具「專法性」(Special law)?
四、「總統涉外事務權」中之締結協議權(treaty power)的運作，是否應遵循「程序準則」(Procedural guidelines)，予以強制性或彈性的立法設計?
五、在總統處理涉外事務時，國會能否享有「參與權」(Participation power)? 又「參與權」含括那些範圍? 又須制訂哪些程序上的注意規範?
六、國會在總統處理涉外事務時，是否應賦予「監督權」(Supervisory power)? 又「監督權」含括那些範圍? 又須制訂哪些程序上的注意規範?
雖然因應國際外交空間、經貿拓展與兩岸情勢發展，在牽涉討論總統「涉外事務權」，確實存有實踐案例不足以及憲政慣例運作闕如的窘境。但筆者認為，這並不意味即無探究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反而為因應「臺灣加入CPTPP」情勢需求，以及為了避免重蹈CSSTA失敗殷鑑，突破加入CPTPP外交經貿談判困境，也為了國內政局的長治久安、人民福祉與國際空間的開拓必要，朝野政黨實應勇於面對這憲政運作爭議難題，結合國際公法與憲政運作之學者專家，未雨綢繆、集思廣益，盡速建構透明、公開之法體系，諸如貿易法、條約締結法的修正、國會(立法院)朝野協商體制的法制化、正式成立加入CPTPP特種委員會、妥善規劃總統「涉外事務權」與國會「監督參與權」的調和運作，建立《涉外暨兩岸協議監督體系》予以法制化，才是利國利民、長治久安之舉。當然，這「透明法制化的建立」確實得視政治人物的視野與格局，方得以致之。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所 法律組博士候選人；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人、陪同鑑定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