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的最後幾個小時，在蔣氏戒備森嚴的隱蔽官邸裡的所有人，心思都放在寓所主人的進退出處上面。現年六十一歲的蔣介石，依然是海內外最具知名度的中國政治人物，也是中國二十二年來苦難國運的象徵。蔣氏身形瘦削、短小而清癯，時常可以看到他穿著一襲軍用斗篷，揮舞著手杖，給予人們冷酷、內斂而相當難以親近的領袖形象。但同時他也精力充沛、固執而自負。蔣致力於完成拯救國家的使命，避免中國受到共產主義掌控，他堅稱共黨陰謀受到蘇聯的誘發、領導與資助。蔣深信共產黨徒殘暴而無人性，若不將其打敗，他們便會壓迫中國人民，摧殘傳統文化。
然而軍事上連番慘敗、貪汙腐敗、通貨膨脹和中國各大城市中出現的經濟混亂，已經造成民眾對他所領導的政府信心崩盤。蔣氏堅持對所有重大決策都有最終拍板決定之權，事關軍事時尤其如此，這表示當政策施行錯誤時，他本人將遭受責難。他在戰略規劃與戰術部署上都證明是笨拙無效的。在這個歷經了八年對日苦鬥、現在又與共產黨內戰二年餘的國家，厭戰情緒十分嚴重。多年來，青年學生不斷走上街頭示威，抗議他們認為蔣的國家體制裡腐敗透頂之處；堅持打內戰這一項在諸多遭抗議抱怨的政策當中名列前茅。許多這類抗議活動規模都不大。若干抗議與警方對峙，以暴力衝突收場。但是由於傳統觀點中青年學子被看成是國家的道德良知，更兼是未來的棟梁，因此上述這一切都等於是對政府的譴責。對於和平的渴盼十分強烈，而且正在滋長。
要求蔣氏辭職下野作為與中共開啟和談的先決條件的呼籲聲浪同樣也越來越強烈。這些聲浪來自一般民眾。儘管政府的審查嚴厲，但這些言論還是令人訝異的出現在自由派媒體之上。而最近美國的外交官竟然也表達出這樣的看法（儘管說得小心翼翼），美國是列強中唯一支持蔣介石的國家，但這樣的支持如今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多年以來，華盛頓力挺蔣介石的政府，提供武器、軍事訓練、經濟援助和慷慨的外交支持。有許多美國人一直認為，美國有能力指導並協助中國邁向改革與現代化之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蔣的政府在與日本、德國的全球爭鬥當中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盟友（雖然時常讓美方感到挫折），這一事實強化了上述的觀點。戰後，華盛頓幫助中國在參與國際事務上取得一席之地——中國已躋身世界「五強」之一，在國際組織當中躍居高位：國民黨中國是聯合國以及其他重要國際組織的創始會員國。
美國在擊敗日本之後也曾試圖調停國共之間的衝突。美方希望能制止國共再次爆發內戰，並且為一個強大、統一而民主的中國奠定基礎，這是美國在過去五十年來的廣泛目標。但是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於一九四六至四七年來華調處的任務，卻因為政府與中共黨人之間強烈的敵意與大規模敵對衝突而宣告失敗。更糟的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共由於其高超的作戰本領、紀律嚴明的領導、緊密的組織、明確的目標、以及蘇聯的支持，很快就於內戰中取得優勢。
上述前四項中共取得優勢的因素，蔣都無法與之抗衡，這是他的政府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他需要更多美國的援助來挽救局勢。而此舉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這場中國內戰當中遭受到威脅的，絕非僅僅是中國自身而已。歷史學者曾銳生（Steve Tsang）就指出，蔣「是最早將中國內戰視為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全球衝突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人」。這是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與蘇聯倡導的國際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衝突鬥爭。隨著近年來蘇聯在東歐及南歐的各種行動，終於迫使華盛頓承認，這樣的衝突正在加劇。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一九四七年對於蘇聯的擴張做出反制的決策，這項原則性回應如今以他的姓氏命名（譯按：即杜魯門主義，杜魯門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發表國情咨文，主張：「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征服之意圖，美國政策必須支持他們。」成為美國對外政策之原則）。杜魯門政府承諾在希臘、土耳其和其他地方抵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並且通過被稱作「馬歇爾計畫」的經濟援助方案，協助西歐各國擺脫經濟困境，使這些國家不那麼容易受到蘇聯資助或本土生成的共產主義侵襲。當此之時，冷戰才剛以「柏林封鎖」製造出第一次重大危機（譯按：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英、法四國占領德國，首都柏林也由四國占領，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國德占區合組為西德，三國所占柏林市區也合併為西柏林，但西柏林孤懸於蘇占區之內，蘇聯於六月二十四日切斷柏林與西德的水陸交通及貨運，只保留三條空運走廊，意在實質掌握西柏林，六月二十九日，美國開始以空運接濟西柏林，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蘇聯解除封鎖為止），而中國的命運也來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
在蔣介石（以及當時的許多人）看來，民主國家陣營與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說是迫在眉睫。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投入戰爭― 就像當年它在日本侵略之下被迫參戰、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蔣氏堅稱，華府應該盡早採取行動。美國也應對他的政府提供全面軍事援助，因為其賡續生存對於全球自由陣營來說至關緊要。蔣政府的駐美大使顧維鈞便曾表示：「中國與歐洲實為一體之兩面，美國遏阻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政策不應有區別，偏重歐洲而輕視中國。」
對於美國杜魯門政府傾力扶植日本這個從前的敵人、將日本建設成為抵禦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卻不選擇幫助昔日的盟邦中國，國民黨高層和許多民眾一樣，感到十分憤慨。行政院長孫科就在會見美國來訪人士時大發雷霆、老實不客氣地表示：「你們在全世界打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冷戰，可是你們對中國的政策，用意似乎是在加速我們政府的解體。好像我們崩潰得還嫌不夠快、不合你們的意似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承諾當選總統後將要更加援助中國的杜威，竟然沒能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擊敗杜魯門，令蔣介石深感失望。十一月二十七日，帶著幾乎未加掩飾的迫切惶急，蔣的妻子宋美齡突然離開南京，啟程訪問美國。宋美齡在一九四三年訪美時，成功的喚起美國各界支持中國對日抗戰；這次她期望可以再一次贏得美國人的支持。
＊作者何傑明（Graham Hutchings）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譽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牛津分析國際顧問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負責人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中國特派記者、特約撰稿人，是中國歷史專家，也是《現代中國：崛起的夥伴大國》（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