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天氣晴朗，全市籠罩在一片肅穆的氣氛中，根據一種史觀，百年來中國人民尋求的答案即將揭曉。下午三點，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對全世界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其時典禮臺上有各黨派及各族代表多人，臺下有群眾集會三十萬人。隔日《人民日報》報導的主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主席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對參與過十月一日開國大典的人來說，十月一日是個獨特的日子，因為當日共和國的成立代表歷史翻到新的一頁，一個與以往不同的歲月就此展開，這個不同不是量的不同，是質的不同，是一種時間的飛躍與昇華。
中共當時主要文藝領導人之一的胡風為開國盛典寫下了著名的長詩〈時間開始了〉，他以詩人的身分搜羅辭典，從中找出最雄偉、壯美的詞句，禮讚另一位同樣有詩人身分的毛澤東。再以破除一切界限的熱情，歌詠在宇宙新生的共和國道：
時間開始了／祖國新生了／人民站起來了／每一縷光輝在歡呼／每一種彩色在歡呼／每一股香味在歡呼／每一條河流在歡呼／每一個山頭在歡呼／每一片平原在歡呼／每一架機器在歡呼／每一粒原子在歡呼／地球在歡呼／群星在歡呼／大宇宙在歡呼！
這種類似《華嚴經》所歌詠的「海印三昧」的景象自從李唐後，在中國已銷聲千年了，而《華嚴經》所歌詠的是神祕的佛陀本懷的境界，胡風描述的是現實世界，是人間的政治淨土。古往今來、六合四方、山河大地、寰宇星辰，一切的一切，全湧向共和國成立的此一剎那。胡風以他所能想像得到的最華麗的言詞，使盡創作最大的能量，歌詠他期待已久的革命政權在中國誕生。
時間這個維度只能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開始算，之前的時間不是時間，它需要被拯救。「開始」之前即是時間的空無。顯然，胡風此處所說的「時間開始了」的時間只能是種特殊的規範的用法，他的表達意味著時間的本體論的分裂，意義始於時間的悸動。我們從共產黨人一向的追求可以理解，「時間開始了」的時間乃意指一種承載解放意識的規範性時間，亦即爾後的中國將走向不再有階級壓迫，不再有異化意識，不再有顛倒妄想的社會結構與歷史經驗。平等的時代即將到來，「一九四九／一○／○一」這個符號否定了以往的時間之流的價值。
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反過來看，意味著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徹底地失敗，當中共黨人在天安門慶祝開國大典時，國府在濟南、遼瀋、平津、淮海、京滬諸戰役皆已一一敗北，而且都是慘敗，損失的兵力與土地難以衡量，可以轉化為戰力的資源已相當稀薄，這種一面倒的趨勢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沒有絲毫的改善，歷史的天平不斷地往中共方面傾斜，解放軍很盡責地實行了毛澤東主席與朱德總司令的命令。到了當年十二月七日，國府眼看赤焰滔天，無法挽回，乃毅然於成都宣布中央政府遷都臺北，大本營轉到西昌，繼續剿匪。但中央政府遠遷海島，其實已接受神州赤化的事實。大本營遷移到西昌之舉，後來證明不過是無效的負隅頑抗，落日前最後的一抹殘霞。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府宣布中央政府遷至臺北，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李宗仁已於前兩日的十二月五日自港飛美，丟下神州爛局不管。在前六日的十二月一日，重慶失守。當時在成都的中央要人為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人，他們留下來收拾殘局。當日蔣召集會議時，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缺席，怎麼找都找不到人，蔣介石乃派劉的老友王纘緒去找他，並傳話道：「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以蔣倔強、固執、其介如石的個性，這種傷感至極的話是不輕易出口的。即使以一九四九年底那種接近全面崩潰的局勢，蔣雖已作了萬一之想，但仍堅持反抗意志，不稍鬆懈，挫折的話語一般是講不出來的。三天後，蔣即飛抵臺北，此後再也沒有踏上中國大陸一步。
國府在一九四九年的潰敗不只是國民黨長期執政的總體檢，國民黨人固然遭受到難以言說的羞辱，它也給當時不認同共產黨的知識人極大的衝擊，其中即包含參與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自由主義學人。就在一九四八年歲末與一九四九年元旦破曉之際，反共大將傅斯年和剛從北京圍城搭搶救學人飛機南來的胡適，在南京胡適臨時的公館守歲，言及國家大事，兩人不禁吟詠起陶淵明的〈擬古〉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陶淵明這首詩一般認為其本事是指劉裕篡晉自立，建立宋朝（劉宋），陶淵明以似晦實明的詩句詠懷其事。胡、傅兩人吟詠著，想到一生為自由、民主的理念奮鬥，此後的中國有可能即淪為馬克思、史達林的國度，吟到深情處，兩人竟不禁都掉下淚來。
同一個時段，另外一批與自由主義學者學術上不同調的學人，也因反共的因素，紛紛南渡，或至香港或至臺灣。一九四九年年底，以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為班底的流亡學人在香港倉促組成了「亞洲文商學院」，也就是今日新亞研究所與中文大學的前身，他們爾後將會和在臺灣活動的牟宗三、徐復觀等人被歸類為文化傳統主義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人更將被視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同一年年底，其時落拓南天的壯年儒者唐君毅寫給任職教育部的一位朋友柯樹屏道：
孔子二千五百年紀念，弟二年前即想到，此時學術界必可擴大表示。不料正當共黨靡爛中國之秋，書之痛心。近日時局尤惡劣，席捲之事成，華夏文教之統將暫斬於今日矣！
以唐君毅為代表的一群學人認為共產黨征服中國，這個事件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大挫敗。想到其時正值孔子二千五百歲聖誕之際，而儒家之道居然從此日落虞淵，明夷渾沌，漫漫黑夜方長。這些淪落南天的文化傳統主義學人認為自己彷若勝國遺民，已是當代的鄭思肖、謝枋得、王夫之、朱舜水，他們要存文化種子於海外，為爾後華夏文化的復興作好準備。
一九四九年中國境內發生了兩樁重大的歷史事件，十月一日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史的事件，它是繼一九一七年蘇聯的十月革命以後，國際共產主義另一次重大的突破。而隨著一九九一年前蘇聯垮臺，整體歐洲共產國家徹底解體，中國共產政權更儼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唯一代表，馬克思精神的現世顯像，共產主義等於中國模式，中國模式即為共產主義。這個盤據東亞大陸的共產政權之取得中國的統治權不只意味著政權的更換，這個政權還是近世最重要的思潮之一的共產主義的具體化。中國與共產主義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日這般弔詭，作為一種新的政經體制的中國模式早已遠遠超出史達林、毛澤東當年的想像，恐怕馬克思、恩格斯見之，也會興起恍惚迷離之感。今日共產主義需要中國，恐怕遠勝過中國需要共產主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中共建政是樁世界史的事件，這已是不需多加說明的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發展中，它的前途如何，現在未必可以看得清，但它當年成立的意義未必不能明白。相對之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的國府遷臺似乎只是附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世界史事件的餘韻而已，它是一篇大作品中尚待增添的一條腳注，是一件完美的雕塑製成後尚未拋光打磨的鉛粉鐵屑，其存在可有可無。其時敗退到神州周邊的一些國府殘存部隊如同晚秋的落葉一樣，共產黨旋風一掃，將會迅速掉光。即使國府已退守臺灣，但隔著臺灣海峽，能守多久，也是個未知數。「宜將剩勇追窮寇」，毛澤東認為解放軍只要撥出一點零星部隊作最後的清掃工作即可，當然也要掃得徹底，不可假仁假義，養虎貽患。
然而，經過事後多年的發展，再回到原先的歷史現場，我們對當年原事件的價值判斷或有不同。筆者可以理解有人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對封建文化與帝國主義雙重的否定，中共的勝利不只是戰場的勝利，它也是政治的勝利，道德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乃是中國歷史長期跋涉的目的地。但不同的視角也是存在的，筆者認為我們同樣有理由認定同年的國府遷臺可視為中華民國的新生，中國歷史方向的重新定位，渡海的新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抗爭，而且是一種有辯證意義的否定。這個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的國家，它的存在既有歷史臺灣的脈絡，也有歷史中國的脈絡，它也代表一種中國的願景。如果我們將一九四九年的這兩場巨變放在「中國的現代轉型」這個大的歷史框架下解釋，兩個中國的反覆抗爭正意味著中國現代化的艱難，不同的路線導向不同的行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路線之爭的理論意義仍有值得闡發之處。
＊作者為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著有《儒家身體觀》、《五行原論》、《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多少蓬萊舊事》等書，並翻譯及編撰學術論文集多種。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思考中華民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