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大維先生是1977年（民國66年）。那時在九思出版公司服務，擔任總編輯的工作。九思之前，我是臺灣建築徵信雜誌社的執行副社長兼總編輯。因為種種原因，我離開雜誌社，棲居在新生南路一段的一間地下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毓澍教授很關心我的近況，特地來找我，問起我的未來計劃，我告以將和一位長輩開一間出版社。
李師告以學長們原先經營的三人行出版社，因經營不善，却頗有些好書如《中國歷史地圖》（箭內 亙著）和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論文集》。我欣然與林敏明學長接洽，順利取得二書的讓渡，於是計劃出版。在出版之先，自然要找俞大維先生，因為《論文集》收了一篇他寫的大文〈懷念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世所公認當代中國文史權威，他學識淵博，通曉英、日、德、法、拉丁、希臘、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滿文、藏文、波斯文等多種文字。其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等專書及學術論著，早已蜚聲國際，為國內外學界所推崇。是兩晉南北史、隋唐史、西域史、蒙古史，甚至中國佛教史等的專家。
經過聯絡後，大維先生很高興要我去溫州街他借住的俞大綵宿舍。一見面他就說高陽先生曾經跟他提過我。原來我跟高陽先生唸了一些晚明的書，高陽先生曾為我美言。高陽和瓊瑤是俞大維先生最佩服的兩位才子（女）。
經過一番介紹，我談及將再版三人行出版社的《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兩大冊，並繼續收錄他的那篇名作〈懷念陳寅恪先生〉。他很高興有人再版那套大書，只是擔心我賣不賣得出去，因為三人行好像因此做不下去。我告以「我是一個很好的推銷員，部長不用擔心」等語，大維先生聽了很開懷，豎起大姆指，開朗的笑起來。
這是我與大維先生的第一次會面，也為以後無數次的面會，作一引子。感覺他對後學晚輩是怎樣的提攜和協助。或許是陳寅恪先生在海外的名聲太大，或許是當時真是出版的黃金時代，或許是我的低價策略成功，又或許是我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推銷員，《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居然大賣，一印再印，連我都很驚訝。
《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大賣，還有一個大功臣，就是高陽先生。高陽先生在收到我的贈書之後，第二天就在《清末四公子‧陳三立》連載裡提到：「當捉筆至此時，承九思出版社惠贈『陳寅恪先生全集』一部，搜羅陳寅恪生平著作，相當周全。『附錄』中收陳寅恪所為詩聯若干首，因而得讀『王觀堂先生輓詞』。」
我驚訝一部連我都看得有些吃力的兩本磚頭大的書，這些大學生怎麼捨得買、怎麼看得下去。但書熱賣確是事實。我把這情況跟大維先生報告，他自然很高興，又豎起他招牌的大拇指，稱讚我真是個好推銷員。我當時採取直接推廣的方式，就是在每個大學的文史系各設一位駐校代表，代表九思推廣《論文集》，這種方式在當時被證明非常有效。
《論文集》的熱賣，馬上驚動了士林，在香港珠海書院教書的何廣棪教授來信表示，他手上收了不少三人行當初沒收的陳寅恪先生詩文，很可以作為《論文集》的補充。向俞大維先生說明過後，出版社就快馬加鞭，以何教授蒐集為主，編成一本《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補編》，於同年（1977）出版，成為當時文史出版盛事。
只是此時大陸封鎖，我們始終無法確悉寅恪先生之生死，好幾次大維先生都跟我提起此事，感覺有股淡淡的哀愁，說是「欲祭疑君在」。除了《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和《中國歷史地圖》外，我還翻印了不少中國大陸出版的文史書。由於這些書在臺灣很難買到，因此賣得還不錯。
理論上九思出版應該蒸蒸日上，事實卻不然。我太年輕，缺乏經驗，合夥經營九思時，未將股東權利義務條列清楚，以資遵循，所以最後弄得一團紛亂，只能分手。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很對不住當初支持我的那位長輩。我痛定思痛，去學會計財務、經營管理，以後事業也曾碰到危機，最終總能以商人的方式解決，此是後話。
我重起爐灶成立里仁書局，是民國六十八年（1979）冬。拿到營業執照後，便去找大維先生，他除了跟我說恭喜外，也教了我很多軍事經濟思想的理論，諸如「帶兵要帶心」、「沒有兵就不能打仗」之類，至今我仍銘記在心，不敢或忘。他也關心我書稿的來源，我告以透過某大使館的外交郵包。他會心的點點頭，問我來源穩不穩定，我答以因為要託好幾手，況是外交郵包，不方便寄太多。
他旋即要了紙筆，寫好塞給我：「你以後寄到這裡，我幫你轉。」我接過紙條，嚇了一跳，這不是很多出版人聞風喪膽的單位領導嗎？我有些不敢置信，試了幾次，果然都收到。我在事後曾請教他，為什麼要幫我這麼大的忙，他爽朗地大笑：「我樂當你的信差！」「不能兩兄弟吵架（意指兩岸對立），祖宗（意指傳統中國文化）都不要！」
於是我和大維先生就玩著單位領導替我傳書，部下三不五時請我到部喝咖啡的遊戲，直到解嚴。
這是大維先生請人替我代筆的店招：
1979年（民國68年）夏，由香港傳來進一步消息，原來陳寅恪先生已於1969年（民國58年）十月七日，不堪紅衛兵清算、凌辱，溘然長逝。夫人唐瑩女士亦於同年十一月廿一日易簀。
我記得當天下午，大維先生拿著剪報，默默垂淚，久久不能自已，可見二人情感之深。
此後陸續傳來進一步消息，原來寅恪先生最後二十年之心血著作，約近百萬字，悉數為紅衛兵所掠，恐「聖地仙家有劫灰」了，寧不令人痛惜。
大維先生和我乃分頭尋找已經出版的劫餘，於是編成《陳寅恪先生文集》（圖五）共五大冊。
計收：
1. 寒柳堂集 附寅恪先生詩存
2. 金明館叢稿初編
3. 金明館叢稿二編
4.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5.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6. 元白詩箋證稿
7. 柳如是別傳 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編年未收）
本文集可合購，也可零賣，反應一樣很好。只是《文集》很快就市場飽和，我仍急需一看門書。一天下午與大維先生談及此事，大維先生於是勸我印校注本的《紅樓夢》，因為這種版本的《紅樓夢》臺灣未見，而大陸不乏此類資料，《紅樓夢》又會是下一部顯學。
我欣然回去尋找，在書堆裡很快就找到周汝昌、周紹良、李易校點，啟功注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8月第3版第10刷本，和山東臨沂師專編寫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1版2刷本《紅樓夢注評》。
於是我以上列二書為底本，同時參考其他資料，用剪刀、漿糊的辦法，加上一些個人的淺見，整理出一部《紅樓夢校注》。
校注進行中，又承清華大學中文系陳萬益教授建議，將劉旦宅《石頭記人物畫》和程十髮的新繪彩色插圖收入，成為當時劃時代的《紅樓夢》校讀本。
1983年出版的這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以下簡稱「彩畫本」），由於是開山之作，因此出版後，造成大轟動，2000部書兩週不到就賣完了。
只是我們正在排校《彩畫本》時，又收到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馮其庸等校注的《紅樓夢》。由於考慮到《彩畫本》是以程乙本為底本，只適合一般的讀友閱讀欣賞，而馮其庸主持的這個校本却是以庚辰本、程甲本為底本，比較適合大學研究、上課用，且我經營的出版社客源對象主要在校園。
又因為活字版活排一部校注本的《紅樓夢》，很需要些排版費，因此我毅然將《彩畫本》排版清樣賣給桂冠圖書公司，以籌措馮其庸等校注的《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以下簡稱《革新版》）。於是就造成我1983年4月5日出版《彩畫本》，1984年同一天出版《革新版》，大維先生所謂「一年兩排，媲美程高」的美事。
我對必須賣掉《彩畫本》，感到12萬分的惋惜，因為它投入我不少心血。不過後來證明我當初的決定並沒有錯，以後大學《紅樓夢》課相繼開班，私塾班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他們都鍾情於這部《革新版》。
賣給桂冠的這個本子，以後又經大作家白先勇先生推薦給了時報出版，時報又授權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造成一部書兩岸四間出版社出版的盛事。那個因緣際會的年代，我才35歲。
我兩排《紅樓夢》，我都參與了校讎之役。
校讎與閱讀不同：閱讀可以跳過，可以略讀；校讎却必須通讀、詳讀，並且不能發生錯誤。因為校讎累積了一些《紅樓夢》的知識，於是我在兩校之間，不揣謭陋，與大華晚報「淡水河副刊」主編自薦撰寫帶狀的「紅樓夢校讀記」，很欣慰獲得她的首肯。
於是我從民國72年（1983）3月2日起，每週一篇，共寫了28篇（見圖九）和一篇報導文字〈紅樓夢研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同時還參加了與趙岡、高陽、陳萬益、康來新同場的「紅樓夢的藝術探討」論壇。
大維先生在我撰寫的過程，經常鼓勵我。記得當時我每寫完一篇，大維先生就要護士高小姐、諸小姐撥電話找我，要我去新生南路一段的宿舍找他，給了我很多寶貴的意見，並詢問我下一篇的內容。
由於當時我未作筆記，大維先生談話內容我已不能盡記，只記得大維先生問我：紅樓夢人物你比較喜歡誰？我答以湘雲，因為我喜歡她爽朗的個性。我反問部長，部長說他喜歡紫鵑，因為紫鵑忠心耿耿。大維先生喜歡紫鵑，並且多次提及，自然有他的深意，惟時間久遠，我已淡忘，幸光美館長提醒，才猛然想起，非常感謝。
這期間我還編輯了兩部《紅樓》論文集──《紅樓夢藝術論》（1984年1月出版）和《曹雪芹與紅樓夢》（1985年1月出版），編輯的過程需篩選很多這方面的文章，使我對《紅樓》有更深一層的領會。
我和大維先生的《紅樓夢》因緣，因為我事忙，無暇續寫〈紅樓校讀記〉而暫輟。但大維先生對我的關照卻從未止歇，我尋找《紅樓》檔案圖書的工作也從未停止。
只是隨著政府解嚴，里仁也從翻印大陸的書，改為出版台灣學者的書，我到新生南路一段俞公館的次數就明顯變少了。但這中間，我仍出版了大維先生令弟俞大綱先生的《寥音閣詩稿》和《和庚子秋詞稿》，由大維先生命名為《寥音閣集》。
我們還另出俞母《鬘華仙館詩抄》。因為長年編校《紅樓夢》累積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我從2012年起自為校注《紅樓夢新注》五大本。出版後頗受好評，或可告慰大維先生對我的期待。
我和大維先生相處的時間不多，大維先生可貴的箴言卻不少，因為我沒有連續寫日記的習慣，記得的實在不多。我問過大維先生，何以不寫「回憶錄」？他答以「會得罪人」。這是他厚道的地方，但卻是現代史的最大損失，因為很多寶貴的歷史掌故，已然因為他的仙逝，而永遠湮沒。
他經常掛在嘴邊的是「公羊誤我五十年」。說的是他追隨清末公羊學派經世致用、追求事功的不是，否則他或可在學術上建樹一番立言的志業。關於讀書（這是他跟我講得最多的），他說過「人生苦短，何必讀爛書」，又說「七十歲以前書唸不懂，我以為是我腦筋有問題；如今書唸不懂，我認為是書有問題。」
關於出版，他說「出書是積陰騭之事業」，這是他如此支持我出版事業的緣故。因為我外交記者出身，大維先生還跟我談及很多他當時給經國先生的建言。這些建言雖不曾見諸文字，但可見他的真知灼見、高瞻遠矚，三十年後分別應驗，真真第一流的預言家，兩代不可或缺的國師。詳細我將另文發表。
如今大維先生骨灰已拋灑在金門外海，但精神卻永遠伴隨著我。我憂心這麼偉大的人物，保存的文字資料卻這麼少，特撰寫此文，恆河一沙，或將有所匡助。如有未盡，容後再憶。時中華民國112年4月17日於里仁館
＊作者為里仁書局董事長兼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