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臺灣高教的發展，在廣設大學政策推動的二十多年來，老牌、新設和升格改名的普通、技職各類型大學校院遍地開花，不僅滿足、甚而創造了高等教育程度的學生市場需求，大學入學率2022學年到達了98.94%，大學以上學歷人口數2022年接近1千萬人，高教人口規模居全球第二，但輿論也早有「重量不重質」之譏。
在教育部運用競爭性計畫經費的強勢主導下，大學辦學也顯得卓有成效，如世界百大排名臺灣不再是絕緣體，算到5百大的話也有10多所大學進榜，「競爭力」果然增強。透過鉅額經費的「拔尖扶弱」，獲得頂尖研究大學、教學卓越大學、典範科技大學等計畫經費補助的學校為數甚多，儘管這些計畫本應是對辦學力度不足之「補助」，但常見大學將之操作成對辦學績優之「獎勵」，混淆視聽不說，這些鉅額經費超級大計畫是否真實提升了臺灣整體高教之品質？好像也沒能具體給國人一個說法。
如果只看以上2個現象的前半段：「大學程度學歷人數世界前茅、以及大學在國際排名上有所增進」，我國高等教育確實「績效卓著」，此成果適合編入教育年報之類的政府刊物作為大內宣。但在這值得說嘴的檯面下，卻隱含著我們高等教育出現令人慨嘆的殭屍化（zombified）危機。
沒有思想功能的殭屍機構
在理論和方法上尋求轉變社會學傳統框架的德國社會學學者Ulrich Beck（1944-2015），將傳統社會系統裡如國家、民族、階級、社區等概念，稱之為「殭屍概念」（zombie concepts），其意是這些社會系統類別其內容已經死亡，剩下空洞的術語，但仍然存活著且在使用，但這些術語可能已失去了其原始含義，剩下的僅是一個殭屍類別的術語[1]。
本世紀初Beck的殭屍概念被許多學者重新重視，並將之應用於檢視大學教育，遂出現「殭屍大學」（zombie university）之說[2]，指摘當代大學已變成準市場機構，專業精神和學術信任的道德標準低落，取而代之的是學科對學校經營的貢獻度，和教職員績效責任的計量，改變了原本重視的大學自主思維，校園內充斥「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應該是可以計量的」工具性思考，而「思想」難以計量，故不受重視。
又如英國「卓越研究體系」（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將大學科研成果以量化指標為核撥經費基準，以致人文學科中有價值的研究卻不適配REF制定的可量化標準，而REF還要求學術研究提出「影響力」報告以便控制大學，大學對此視而不見，幾乎默許了這種控制，還採用「創造性寫作」（creative writing）的技巧來迎合要求，教師們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填寫計畫書及撰寫研究貢獻；學者們更發現，REF並非要把大學所創造的思想發揚於世，反而是阻止思想產生真正的影響，甚至是防止那些以思考為己任的人思考，最終導致大學裡智力活動明顯社會化，思想明顯政治化，當代大學既無力阻擋，又迫切需要這種控制帶來的實質利益，只好習慣了「在控制下思考」（thinking under control），逐漸喪失了直接思想的功能。
學者們認為Beck的殭屍概念有先見之明。他們把殭屍從名詞變成形容詞，檢視大學的真實面目，發現其實只是一個沒有思想能力的「殭屍機構」，看起來是在運作，其實已經死亡，詭異的是它還在行走，繼續吞噬活人的腦，並企圖拉更多的活人加入其殭屍行列，是肉體雖然還能夠活著卻早已失去思想理智的行屍走肉（walking dead）。
從抗爭到馴服的思想虛無
我們把場景拉回臺灣。大學理念與思維之轉變，始之於政府威權由直接控制轉型為由資源、經費為導引的控制，大學從以往爭取自主的抗爭，轉變為馴服且順從，願配合政府釋放的資源，積極在其中爭取最大的獲益，及至當前資訊科技高度發展的科技威權時期，公共管理走向多元協作機制，在協力導向的高教服務政策下，許多大學更變身為政府夥伴，接受委辦或合作共辦重要的高教治理業務，至此，當代大學「思想」轉變，幾乎完全臣服於這種社會控制模式。
市場理性和價格威權化身在政府以強化高教競爭力為訴求的「競爭性計畫」包裝下，主導大學辦學，產生大學高度資源差異化，教育品質天差地別，如此反公義化現象非但沒有受到挑戰，卻還得到大學廣泛認同，競相投入這場競技。它顯現了當代大學喪失自我主體意識，本應培養與傳播學生獨立性、批判性思考的大學，變成如同殭屍噬腦般地思想虛無，大學反而成為社會控制模式的支點。
在涵蓋面更為撲天蓋地的政府競爭性經費機制如高教深耕計畫主導下，臺灣的大學逐漸不用為學校定位、辦學路線、發展方向、貢獻人類……等理念費神，而是照著教育部頒訂的各種專案計畫法規，按部就班完成參加競爭評比的文件，以取得計畫補助的高額經費。以深耕計畫啟動「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為例，以高額補助引導、檢核大學強化在地服務之功能，要求大學善盡社會責任，所有的大學霎時都變成社區的好朋友。以往的頂大、教卓等計畫，沒有強調社會責任，所以大學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社會責任，即使想做也須自己花錢，或是以產學合作獲取能量，現在風向變了，社會責任成了能拿到經費的顯學了，於是大學紛紛變成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機構，成立社會責任專案辦公室（或實踐基地、推動中心等類似名稱），集全校之力，活像「國家隊」般的學校隊，而成功的關鍵因素竟可能是「創造性寫作」的功力，以期通過競爭機制，取得政府資助。
按照《大學法》，服務社會本就是大學的任務之一，難道將來深耕計畫終止、沒有經費資源後，大學的社會服務就不用做了？大學對社會就不必有責任了？大學把高教事業辦好，才是最好的社會責任表現，現在因為政府拿競爭性計畫經費導引，社會責任義務變成金庫通關密語，成了大學爭取經費的另一個門戶。這種大學競爭的生命力道看似強勁，實為腦殘現象，剛好符應了殭屍大學一說。
人才培育也是大學的社會責任與使命，《大學法》開宗明義：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為宗旨。教育部要求學校對畢業生就業成果做追蹤調查，作為核發整體發展經費補助的參據，對畢業生的關切僅在就業狀況而非學到了什麼，學科規劃依隨職場風潮，學生在主觀期望上就把大學當成職業訓練所，認為跟就業無關的課程就興趣缺缺，或只關注於習得技術操作層面，理論課程嫌難嫌苦，能簡就簡，遑論修習職場所需的哲學智慧和價值層面的課程。
教育部要什麼，大學就做什麼，學生自然會機巧應變，不在意學到什麼，在意的是如何找到輕鬆且待遇好的工作，上工後只要覺得工作辛苦或不如人意，就輕率離職，所以填報出去的就業追蹤意義不大；如此關注數字卻沒有理想性的人才培育，用殭屍化來描述也剛好而已。
近來某大學在「言論自由月」中連續發生某生自製布條出現反對原住民族升學制度的歧視仇恨言論，及某學會會長競選政見出現嚴重且不堪入目（連在此引述都難以啟「筆」）的性別、種族、身體……等粗鄙霸凌言論，學生在涉公領域觸碰社會禁忌（social taboo），少數學生出現厚顏的玩世不恭主義（brazen cynicism），侵犯他人權益之「無腦」事件一再出現。
私領域裡的無腦表現也見怪不怪，如常見的想當網紅或網紅崇拜，利用交友軟體輕易與網友交往而遭詐騙或性侵等，不久前還發生女大學生獨自前往緬甸詐欺園區與男友會面並堅持和男友留在該區，被網路及媒體描述為「果敢追愛」事件……等，不禁令人感嘆。大學培養出來如此「人才」，應該是沒善盡社會責任吧！臺灣高教人口規模居全球第二又怎樣呢？高等教育似乎並未帶給某些大學生較高的思想智慧，遑論人生觀想，這與大學的殭屍化，失去了應有功能格局不無關係吧！
千萬別抬頭，不要想太多
如果大學生不在意是否有效學習，沉迷交友軟體，爭做網紅，開著自以為能創造聲量、傷人害理而不自知的玩笑；政府高教發展政策仍然迷信灑幣可奏功，學校拼命追求能成為競爭性經費的贏家；教師或許出於無奈，或自願配合，發揮學術專長融入創造性寫作，寫出能成功爭取經費的好計畫書，累積更多個人資本（credit），也算是轉個彎實現自己的理想⋯⋯。
電影「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p）描述政府不讓人民知道天文危機即將來到的真相，而釀成不可挽回的後果，檢視大學逐漸殭屍化的景象，也許「千萬別抬頭，不要想太多」是維持歲月靜好的最佳方案，但令人「思之極恐」的是我們高等教育之弱化將伊於胡底。
＊作者諄筆群主筆
[1] Ulrich Beck是德國社會學家，曾任慕尼黑大學教授。2000年時在Rutherford, J.所著“The Art of Life: On Living, Love and Death”書中提出「僵屍類別」（Zombie Categories）的概念（P202-213）。其後許多學者如P.W. Chan；T. Brabazon；M. Gross；S. Murphy；T. Cutterham……等就此觀點展開對包括大學運作在內的研究。
[2] Dr Sinéad Murphy是英國新堡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教學研究員，主授哲學。她在2017年出版了“Zombie University”一書。沒有理想和格局的人才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