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強化青少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還是打擊遏止「港獨」活動，維護社會穩定，都需要大家站出來盡自己的力量。也許我們會面臨壓力，但絕不能動搖。」──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談話，二○一七年七月一日。
主張香港獨立的大多都是年輕人，其中最直言不諱的人更是年輕。民調顯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香港人有四十％支持獨立。但中國御用學者在研究香港民族主義的時候，卻刻意避開這些經驗事實，反而將其發展成某種象徵。他們說香港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不切實際，一意孤行，追求那些會傷害自己的東西，卻把更好的東西斥如敝屣。有了這種定調，港中關係裡面唯一成熟可靠的政治勢力就只剩下中國的中央政府，而管教野孩子的事情，中央政府自然責無旁貸。
「年輕」本身有很多種涵義，它可以代表思想開放勇於探索，打破陳規不囿陋習；也可以代表年少無知，意氣用事。漢人把持的中國政府在描述少數民族的時候，經常用「兒童」來同時呈現上述各種意義。這些漢人居高臨下，一方面想像少數民族原始素樸，對現代經濟政治文化一無所知，需要跟「漢族哥哥」學習現代的知識；另一方面又想像少數民族清純未染，可以讓漢人暫時跳脫殘酷的現實，絕聖棄智復歸於嬰兒。蘇珊．布魯（Susan Blum）就有一項精彩的研究在探討漢人看待「原始」少數民族的態度，她發現漢人自相矛盾，一邊高高在上，一邊又充滿孺慕。
相比之下，官方學術著作中的香港形象甚至比少數民族的形象更為單調。二○一九年，田飛龍在《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列出香港「青年本土主義」的六個特徵，每個特徵都是負面的：（一）未能理解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二）擁抱無政府民粹主義，選擇激進政治進程。（三）煽動武裝暴動，破壞香港對法治的尊重。（四）誘使人民採取越來越激進的立場。（五）天真擁抱臺灣政治人物與外國勢力。（六）不願意進行建設性對話、合作、規劃政策，只願意為反而反、一味拒絕、無謂掙扎。田飛龍警告我們，這些孩子很有問題，六大特徵全都犯了同樣的錯誤，而且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年輕人不理解《基本法》或是立場漸趨激進，都不會有什麼好處。中國的香港研究就是這樣，它們在經驗事實上面貼上一個帶有多重意義的符號，讓人們認為香港目前的「年輕」政治文化完全有害無益。
這些說法還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描述的香港不但是個孩子，更是個迷失的孩子，已經失去了異族原有的純真。香港在一九九七年移交時，中國官媒不斷把它說成一個走失的孩子，終於回家了。但是當團圓的喜樂逐漸消失，大家都得住在同個屋簷下之後，中國政府這個「父母」不得不開始處理這個喜怒無常、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在外面受到的壞影響。桑普在將香港視為「中國孤兒」的研究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這個問題，認為香港不僅一直活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外，而且被保護得太好了。從親生父母的角度來看，這個迷失的孩子被可惡的外國殖民者寵壞了，心智還沒成熟就接觸危險的現代社會，讓原本的赤子之心腐化殆盡。
請注意，這種描述跟中國官方眼中的少數民族不同，官方眼中的少數民族是在渾元本真的環境中長大的赤子，尚未受到現代化的影響；官方口中的香港，赤子常德卻早就敗壞，心中充斥各種負面影響。中國官方之所以要把香港直接抹黑成壞小孩，可能是因為香港的地位讓中國陷入焦慮。香港顯然有很多制度和特色是中國必須學習的，中國不願承認，只好靠著官方敘事一味逃避，讓人們以為香港一無可取，而中國政府的道統穩如泰山且不可挑戰。
隨著香港「回歸」祖國家庭之後，各種法規限制卻讓「父母」無法好好處理面對孩子的乖張反叛，無法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之深責之切。例如田飛龍就說，一國兩制雖然是中國統治香港的法律基礎，實際上卻成為香港陷入「孤立」的過時阻礙。這種政策雖讓香港保有高度自治，卻也讓香港逃避身為中國一部分的現實。黃晨僕則表示，一國兩制使得殖民時代的許多遺毒揮之不去，香港學校深陷「反共」和「反華」的思想驅動，成為西方勢力的「洗腦中心」。
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成為理想的教育家，而且毫無保留地砲轟「很多香港教授和教師都並不熱愛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適合成為年輕人的榜樣」。過去自由報導的媒體更是西方勢力留下的毒草，它們在一國兩制的教唆之下，喪心病狂地抹黑共產黨。香港的主流政黨過度政治化，讓民眾無視最基本的生計問題，使香港年輕人的收入停滯不前，永遠買不起房，無法自在築夢。而中國「父母」之所以無法好好照顧，都是因為孩子之前被外面的朋友帶壞，「父母」雖煞費苦心，卻因各種框架和遺毒而事倍功半。
自陳浩天開始，香港在中國官方的宣傳中就是一個腦中充滿壞思想，因各種惡習而走上歪路的「被寵壞的孩子」。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這些「西方」玩意，從根本上就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自一九八九年後，歷史的驅力將中國導向經濟發展之路，這些所謂的「自由」不僅只是外國人不切實際的瞎扯，更是中國崛起的障礙。田飛龍認為，香港就是因為這些腐敗思想四處流竄、殖民陰影揮之不去、教育和媒體的煽動，才變得越來越激進，無理取鬧地要求獨立。香港人之所以希望獨立，只因完全誤解了法律和港中關係，甚至完全脫離現實；而港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為一國兩制的規定讓中央政府鞭長莫及。
至於其他殖民地所搞的「自決」，對香港而言更是華而不實的昂貴玩具，港人會想跟「父母」索討這種東西，只是證實了他們幼稚魯莽，不僅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無法判斷要求是否實際，只會用幻想中的空中樓閣不斷跟父母胡鬧。至於孩子們別出心裁的說法全都只是為了買玩具瞎矇出來的故事，根本不值得認真對待，更不需要花心思反駁。因為無論孩子嘴裡怎麼說，只要你沒能讓他滿意，他就會發脾氣、尖叫、在地板上打滾。那些越來越極端的抗議方式，以及根本不願意好好坐下來談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些「孩子」明明幼稚頑固，一國兩制卻設下同樣頑固的權力約束，讓「父母」的愛伸展不開。打從一九九七年回歸談判以來，港中關係就一直有個基本問題：香港的政治制度遠比中國先進，但香港事務卻歸中國這個「父母」管理。一國兩制承認這件事，卻沒有完全解決，反而要求注定不受法律約束的中國中央當局去遵守法律約束、不干涉香港自治。然而，把香港描繪成無知衝動的孩子，逆轉港中之間的高低關係之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因為香港那些無窮無盡、有時甚至無從預測的政治要求，全都成了香港無法好好管理自己事務的鐵證。只有中國這個成年人才能真的把事情處理好。照這種說法，一國兩制用法律阻止中國干預，不僅不是在保障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成熟的公民社會，反而是讓香港一直幼稚地胡鬧下去，揮舞著「自治」的大旗把自己帶向毀滅。中國的干預並不是讓一個無法問責的獨裁集團破壞香港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是給父母一個把誤入歧途的孩子拉回正軌的機會。田飛龍認為，繼續放縱香港的政治「年輕幼稚」下去，香港就完了，只有暫時放下一切規則，讓成年人介入，才能重訂規矩撥亂反正。這雖然很反直覺，卻非常真實。
二○一六年的立法會爭議充分顯示香港這個孩子的訴求多麼不可理喻。該年七月，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在中國的壓力下，增列一項前所未有的要求，即立法會候選人必須簽署一份聲明，表示自己理解以下四條《基本法》條款：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五八條、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五九條、本法的修改權與最終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委會主席馮驊法官在解釋這項新要求時表示，「選委會發現，近來許多公共言論和政見已經偏離《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和香港的憲政地位。因此社會需要確定候選人是否充分理解《基本法》，尤其是其中的第一條、第十二條、第一五九條之四。」也就是說，選委會暗示某些少不更事的候選人沒有真正「理解」法律，根本就沒有資格參加選舉，只是想以選舉的方式表達某些偏離現實的政治觀點，唯有目前的政府當局才完全理解真正的現實。要候選人簽署聲明，檢驗他們對法律的「理解」，是為了從根本上讓他們重新循規守紀，接受政府當局獨一無二的「客觀」法律見解，進而行使法律保障的競選權利。
上述的態度已經極為傲慢，但讓選委會中的非民選代表來判斷候選人是否真心簽署，此一行為更加自以為是。候選人不僅得簽署聲明表示自己「理解」基本法，還得讓選委會指定的官員相信你發自內心，而且沒有任何明確的標準可以判定除了簽署聲明以外，還要做出哪些行為才算是真心相信。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當然拒絕簽署這樣的聲明，他也因此在二○一六年七月成為第一位被剝奪資格的立法會候選人。另外兩位支持香港城邦論的候選人中出羊子和鄭錦滿都簽署了聲明，但是資格仍被剝奪。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最初因為懷疑該聲明違法而拒絕簽署，之後轉而屈服，但在簽署聲明之後，資格還是被剝奪。
港府提出的「真心相信」顯然是一種偽科學判準，完全基於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高低關係，認為「成年」的政府當局不僅比「幼稚」的青年候選人更了解法律，甚至比候選人更了解候選人心底在想什麼。港府在用這種淺薄的法律藉口剝奪好幾位候選人的資格之後，又用更滑稽的理由把其他保住資格贏得選舉的候選人踢出立法會。由於梁天琦被剝奪資格，青年新政的梁頌恆跟游蕙禎替補參選，雙雙拿下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席次。但到了二○一六年十月十二日，兩人在宣誓就職的儀式上使用不雅詞彙，高舉「香港不是中國」的布條，結果被立法會主席宣布宣誓無效。事後兩人提起訴訟，但香港的訴訟還沒結束，北京當局就直接出手，根據當局對《基本法》一○四條的解釋，表示所有宣誓無效的立法會議員均不得擔任該職。雖然在該事件中，北京當局只是想把經由香港人依民主程序選出的梁頌恆跟游蕙禎議員趕出立法會，但這樣的解釋能不能溯及既往，永遠只有北京最清楚。
我無法在這裡列出中國人大在該次案件中，對香港政治與法律制度的所有法律影響。相關主題的法律研究越來越多，而且似乎顯示大部分的研究者都非常不認同北京當局的法律詮釋。但我在這裡想談的不是法律，而是要用上面提到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的官方敘事。
北京做出裁決三週之後，香港中聯辦的報紙《大公報》刊出一篇〈梁游「港獨」路揭秘〉，說這兩個人「家庭教育缺失，學校教育不良」，所以才會擁抱港獨，「這一對青年男女的自毀之路暴露了香港教育的危機，和社會泛政治化的惡果。」有趣的是，整篇報導幾乎沒有引述任何證據來支持這些說法，只有列入一位不明人士的說法，說游蕙禎小時候欠缺管束，導致長大後「欠缺承擔」。至於梁頌恆的描述則集中在他九歲時喪父，由母親獨力撫養長大。這種描述方式的涵義相當明顯：梁游兩人擁抱港獨都是因為欠缺父母管教，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嚴重動搖香港。
不過，證據稀少跟缺乏說服力對該文來說其實也不重要。畢竟由北京控制的《大公報》本來就旨不在報導，而是用某種天真的精神分析筆法，把事先編好的大帽子扣在梁頌恆跟游蕙禎身上，讓讀者以為只有走上歪路的驕縱浪子才會相信「香港不是中國」。所以香港的政治局勢之所以不斷升級，不是因為中央政府的莽撞干預，而是因為誤入歧途的少年恣意妄為。而這亂局唯一的解方，就是把唯一保持冷靜的中央政府請回來，像成熟的大人那樣收拾殘局。就像本章提到的其他階層式結構一樣，「被寵壞的孩子」這個譬喻顛倒黑白，把引發混亂的中央政府干預硬拗成了香港政治亂局的救星。
＊作者為美籍人類學家及中國問題學者，現為澳洲蒙納士大學中文系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異國兩制：從香港民族主義到香港獨立》（堡壘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