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為黃仁宇是著名的歷史作家，功成名就，那你就應該看看他1980年的景況。那個時候，黃仁宇剛被美國紐約州的一個二流的大學解聘。失掉紐普茲紐約州立大學的中國歷史教席的黃仁宇，學術生涯中輟，家計無著，彷徨失落之情，可想而知，那也正是書寫回憶錄《黃河青山》的時候。
《黃河青山》之中，不免的要對落個沉重打擊有所記敍：委婉隱約的文字中，透出受到屈辱的巨大痛楚。當然，《黃河青山》，不祇是陷在一個傷懷自憐的情緒裏。這本厚6百多頁近40萬字的回憶錄，替1年前去世的黃仁宇的歷史史觀，作了全面的論述，精彩的是他個人豐富的生命經驗，敏銳的觀察，動人的文字，在中國歷史長河的最近60年過程中，黃仁宇終於領悟出，他和千千萬萬中國人在歷史經驗中所經歷的痛苦，都有一個合理的根源。
不像美國的大文豪海明威。海明威寫作動機中生命的苦悶，也許來自太安逸優渥的生活。黃仁宇的《黃河青山》，開始不久回憶印緬中國遠征軍的艱苦經驗，就像他被日軍狙擊手打中右大腿的意外，是半被迫著掉進去的歷史宿命。《黃河青山》中有些戰爭的場景，雨中準備出征的一隊美國大兵，孟拱河谷陣亡的日軍上尉，文字中的對戰爭敵對者的悲憫，似乎使人想起海明威著作中的戰爭描繪，祇是黃仁宇的比較簡短，也比較真切。
他自己也說，他的印緬遠征軍的回憶，或可以看成是「史迪威報告」中國版。作為中國軍隊中一個低階軍官，後來又做了史迪威以下中國軍隊指揮官鄭洞國將軍的參謀，黃仁宇用他身裹長滿蝨子的棉襖，穿著草鞋行軍的經驗，見證史迪威將軍帶著完整後勤補給系統作戰的美軍概念，在當時中國的環境，是多麼的不切實際。
黃仁宇中輟大學學業加人國民黨軍隊以前，在湖南長沙「抗戰日報」工作了一陣子，認識一批後來成為共產黨文化旗手的朋友，他們曾力勸他加人共產黨解救中國。但是對於私慕拿破崙的黃仁宇來說，躲在暗處放冷箭然後快速逃走的共黨遊擊戰，顯然不合他的口味，於是他加人國民黨的軍隊，也認識許多懷抱同樣救國之志的青年。
結果這兩批相同理想抱負的人竟然在中國近代史中演出最殘酷的血醒鬥爭，黃仁宇認識的一些朋友成了烈士。黃仁宇自覺因命運使然，自己得以身免，他的回憶錄中有一種懺悔，「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他雖不是有意，總覺得自己像是一個逃兵，虧欠這些在歷史洪流中捐軀的人。
黃仁宇後來的際遇，相對來說還是平安的。他自己也說，原本選擇在美國做學術工作，不過是想尋求舒適和隱私，並無更大的野心，但是他經歷過的中國近代歷史，使得他漸漸不能接受一些美國的主流中國歷史學家的看法，簡單地將中國歷史發展看作善和惡的對立，「白雪公主」和「巫婆」是黃仁宇用來給美國讀者的描述。他認為自己親身經過的那一段歷程，是由一個更大的、更長遠的歷史背景塑成，當他逐漸在其中思索出一個結論，一切看似殘酷和荒謬的歷史過程，便有了更合理的來源。
我們現在知道，黃仁宇的成名之作是《萬曆十五年》。這本書使他在丟掉教席，甚至要靠救濟金度日的困窘中敗部復活。但是，就像黃仁宇自己說的，他在歷史學術中逐漸領悟的所謂「大歷史」的觀點，卻在美國的中國歷史學界中遭遇巨大的敵意。但是黃仁宇相信他自己的結論，比許多祇去過中國「觀光」的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更有根據，他說自己無意說教，但「到最後，我避免放肆，就顯得很不誠實，我壓抑自己的反對意見時，就顯得很虛偽」。
黃仁宇倒不是因為美國中國歷史主流學界的敵意而丟掉教席。那個悲劇純粹只是反映美國社會一般教育中對中國歷史的一種口味，加上一個小型大學在面對預算緊縮、學校生計壓力的權宜舉措。他在教學中面對學校奇特的選課衡量制度折磨，在和一些學生溝通中，更經歷近乎污辱的對話。對於一般美國人來說，儘管這些人應該已是有些知識的大學生。中國不過是遙遠的一個古老國家，用什麼態度去瞭解中國實無關宏旨，重要的是給他學分好讓他畢業出外工作。
黃仁宇倒沒有心懷憤懣，因為他知道這一切都是他自己選擇的，對比起在中國的境遇，似乎還有一份幸運之感。他的情緒雖是標準中國式的，不過文字婉轉自嘲，已帶著一種美國式的修辭。他說起自己如何不能同意，美國主流的中國歷史學界的一些「行規」，譬如說一個研究不應該長過數十年以上，要不然就不夠精確，他力持謙抑，終究還是忍不住寫出他的這些同行寫的論文像是一些「帶著注釋的翻譯」。
黃仁宇畢竟骨子裏還是一個頑固的中國人。他雖說他一生從來不打算當極端分子，甚至也沒有打算宣稱自己的原創地位，但是對他來說，完全是無意間得之，是由生活經驗一部分而來的大歷史概念，甚至是直接冒犯到美國中國研究的一代宗師費正清。
黃仁宇說他自認算是「費公」的門生，也真誠崇仰費正清中國研究的學術工作，但是終究不能同意他的一些基本看法。黃仁宇領會費正清的寬厚大度，但終究不免費正清的巨大學術權威陰影罩頂，他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他必須有權威地位才能夠出版他的學術創見，但是得不到出版機會，又如何建立起權威地位呢？
1972年他應李約瑟之邀到英國劍橋參與合作「中國科學與文明」，顯然是一個比在美國麻省劍橋愉快很多的經驗。李約瑟在歐美學術圈中也是－個異類，左派社會主義信徒出身，在中國長久的調查經驗，最後他以半個世紀的生命歲月，沉潛在劍橋凱思學院完成「中國科學與文明」巨著，也終於在西方史學界樹立起不可搖撼的歷史地位。
黃仁宇和李約瑟見面以前，曾通信5年時間，彼此早有惺惺相惜之情。李若瑟的投人「中國科學與文明」巨著，打破了以西方近代幾百年強勢發展過程來論斷中國歷史發展的偏見，李約瑟的學術成功於他的先見之明，不是建立在所謂主流歷史學派的「正確」方法論。他以豐沛的證據和雄辯優美的文字，說明了文化差異的主觀價值，其中直指歷史學術研究的文化自主性，不言可喻。
黃仁宇的《黃河青山》中特別花了一章談他和李約瑟的學術情誼，但是他一直沒有李約瑟的學術權威地位，因此「偶然」得之的「大歷史觀」，終究難免掙扎求生，遍體鱗傷。他在英國和李約瑟合作之餘。也看出英國學術體制（至少是劍橋的體制）和美國的丕異，黃仁宇獨具慧眼，觀察人微，因此當他在書中引述一位英國劍橋凱思學院的研究員談到臺灣社會一向欽仰的美國學術的說法：「你們就是我們所說的速食大學」，顯得十分具有說服力。
黃仁宇在美國的中國歷史學術中雖獨持異議，但是他並沒有特別強調自己中國文化血源的差異性。他1952年到美國念書已3、40歲，後來娶了美國妻子，生了兒子傑夫，他知道到美國是自己的選擇，也沒有遮掩自己對美國的好感。
他說起兒子傑夫小時候被住家附近中餐館的人問起將來要做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時，傑夫說他要做美國人的3個理由，正好說明黃仁宇是徹頭徹尾的一個中國人。但是他在書中說起他會如入籍宣誓所言的效忠美國，也使人深信不疑，因為「一諾千金」正是中國應有的為人之道。
黃仁宇的《黃河青山》，使人不由得想起在臺灣文化思想界最津津樂道的薩依德（E. Said）,這個巴勒斯坦出身的文化思想家也出了一本回憶錄「鄉關何處」。「鄉關何處」和《黃河青山》主人翁生命經驗最大的差異，是薩依德自幼就由文具富商的父親以典型的英國文化培育，他後來雖自覺到自己在文化上的無所歸屬，但是卻全然符合了西方主流文化對一個差異文化典型的口味。
這也正是薩依德念茲在茲的文化差異性，黃仁宇全然沒有著墨的道理，因為黃仁宇信念中的文化價值，與西方的主流價直沒有附屬依從的關係。也正是這種從容的信心，使得黃仁宇雖然小心的避兔過分凸顯自己的族群效忠感情，但是在和美國耶魯大學著名中國歷史學家萊特教授碰到觀念上無法跨越鴻溝時，還是會向萊特說出是否認為他對於歷史的詮釋手法太具有民族優越感？
《黃河青山》的一個重要的貢獻，應該是提出了是不是有一個必須普遍接受的現代價值的問題。黃仁宇提出伊朗和印度的例子，都見證到全然西方價值的發展，不僅不會帶來成功，還往往製造災難。一個至少歷史長度相仿，文化深度和差異性同樣龐巨的中國文化世界，也祇有以一套「現代」價值為無限上綱的依歸嗎？
就算不如此沉重的去找尋意義，由於黃仁宇奇特的個人際遇，《黃河青山》已是一本足夠有趣的個人歷史，黃仁宇原本是用英文寫的，中間還有些文字是向他的美國同胞解釋中國的歷史究意。
最值得一提是中文的譯筆十分成功傳神。譯者張逸安女士十分謙抑，在譯者簡介中只有「專業譯者」4個字，這其實也可以是很高的評價。她當之無愧。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