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仁郁說，兩邊都要公平的時候，就像是兩邊都在審判：一邊在審判被告有沒有性侵別人，一邊也在緊盯原告有沒有做偽證。然而，「維持調查公正」跟「避免受害者二度傷害」，兩者不該是互斥的。
相較性侵，程度較輕微的性騷擾案件，究責也並不容易。根據台灣勞動部2017年至2021年的調查，受職場性騷擾者約有7成選擇不申訴，因為擔心被指指點點、害怕工作不保，而變成「沉默的黑數」。此外，由於互動當下不一定能立即錄影、錄音，騷擾案件因而難以蒐證，許多人傾向「不自找麻煩」而不申訴，也讓許多騷擾事件因此未能被究責。
社會療癒的可能：MeToo之後，接下來呢？
婦女團體指出，台灣的性平申訴機制常流於形式，相關法律也有漏洞，因此呼籲應盡速修法。
以職場性騷擾為例，婦團批評勞動機關主要關注雇主是否已依法設置防治措施，卻不會過問申訴機制有沒有效果、最後是否真能懲處加害者。《性別工作平等法》內的重大漏洞，還包含「雇主就是加害者」的情況常變成「自己調查自己」；婦團主張，更好的做法是由勞動主管機構建立「外部獨立調查機制」。
對受害者而言，也許司法途徑無法獲得正義，但「奪回對受害經驗的詮釋權」仍然很重要。中研院學者彭仁郁說：「講白了就是有人願意相信我，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真的。」而說出來之後，每個受害者期望得到的結果並不相同，甚至有些人也未必清楚「什麼是自己渴求的正義」，這時候需要的是梳理經驗，療癒自己的心理空間。
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表示，要究責加害者，首先應「打破過去所有不讓受害者說的」因素，建立一個讓受害者「被聆聽、相信與支持」的環境。調查蒐證的過程也應強化；並不是每一件案例都必然陷入「羅生門」，因為性暴力常有多人受害，這時就不只一個人的證詞對上另一個人，而是「他跟他們」的對抗。
廖書雯說，很多時候受害者需要的其實是加害者的道歉，但不是為了逃避刑責的表面功夫，而是真心認錯、真正認知到自己的行為對受害者帶來多大的傷害；然而，這在台灣社會卻比想像中更難以實現，因為現在的社會氛圍與教育，還未能讓性別暴力加害者認知到自己在做一件「很傷害別人的事」。
觀察台灣這波MeToo浪潮，被指控者往往會強調自己沒有騷擾的動機，把問題歸咎於「意圖」與「主觀感受」的落差。
「當加害人說我沒有那樣的意圖的時候，他就是對法律的無知，或者是在卸責。」世新大學性別學者伍維婷說：「人跟人互動的時候，我們不可能不去感受到對方覺得不舒服，或者對方在躲你，或者對方在害怕……看到對方這樣的反應之後，還要一直去push，還要一直去進行性騷擾的行為或言語的話，那個非常明顯就是一個犯行了。」
如何強化有關身體界線、關係互動的性別教育，需要更深刻的檢討，或許才有可能從年輕世代開始改變社會環境。伍維婷指出，教育現場仍因保守團體壓力，讓許多老師仍「不敢教」性平教育，年輕人也還無法學會真正的尊重，「這是保守勢力讓我們台灣社會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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