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這場運動推進的方向，是設法建立讓做錯事的人，承擔與他過錯或罪行嚴重程度相符的責任的制度，」彭仁郁在臉書上這麼寫道。
性暴力指控的追究難題
「我一直說不要，住手，拜託，請你停止……我也記得他雙臂擒抱住自己身體，力氣很大，我動不了，可能有試圖拍兩下要對方放開吧，但這之後，我喃喃自語幾次不要，就停止了。」
6月10日，一名曾旅居德國的女性在臉書寫下超過4千字的MeToo故事，指控去年波蘭駐台外交官李波（Bartosz Ryś）侵犯她、導致她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她說自己當時花了20分鐘「勸導」他不要這麼做：「這個社會這樣養大一個女生，到頭來我連說不要都很禮貌，連說不要，都用溝通的。」
事後，她向李波尋求道歉不得，決定採取司法途徑。然而，她告知朋友說自己「沒事」的文字訊息，卻成為法庭證據，認定她「事後之反應，與一般遭到性侵害者之反應迥然有別」，最後訴訟遭到駁回。
李波主張，台灣的法院判決已認定「指控不成立」，並稱控訴女子曾向他要求250萬元台幣，暗指她是為了錢而提出指控；對此，這名女性否認，稱對方「說謊」。上述雙方指控，DW未能證實。
在法庭上，性侵指控案件的證據門檻高，且兩造證詞常變成各說各話，因此相當難以定罪。台灣法務部2020年的數據顯示，性侵案最後定罪的比例僅約15%。台灣科技法學會受法務部委託、於2017年發表的報告指出，性侵案無罪的最大主因在於「被害人、證人之證述前後或相互是否有不一致或矛盾」。
根據該報告，在司法程序中，「被害人一路上從警詢、檢察官偵訊、到法院審理，被迫不斷重述受害之經過」，且細節「不斷地被挑戰」，不但對其造成再度傷害，也更有可能出現證詞前後矛盾。
此外，事發時是否積極反抗、事後是否繼續與被告往來，也是法院判定被告無罪的主要因素。但專家指出，暴力的受害者承受了創傷，創傷後的反應跟一般理性邏輯的行為模式未必相同，未必會符合外界想像。
從事暴力防治的「台灣防暴聯盟」秘書長廖書雯接受DW電話採訪時表示，如果不了解這點，「會發現他（受害者）所有的反應都跟你想像中、你認為該怎麼樣的反應，他都不符合」，甚至反而誤解受害者的矛盾是在「說謊」。
中研院民族所學者彭仁郁認為，司法是代替社會去追究加害者的責任，但有時法官或檢察官會「搞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把受害者當成加害者一樣審訊。「無罪推定」是保障被告人權、避免冤案的重要原則，有其存在必要，且必須極其慎重，但在性暴力案件中，很多受害者感受到的是：「加害者的無罪推定，其實就等於受害者的有罪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