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松說，他跟丘延亮、人稱阿肥，都是客家人，相差沒幾歲，可是阿肥比他早熟。
六〇年代中期的台灣，現代主義風潮橫掃台北藝文界，一九六四年考進台灣藝術專科學校主修雕塑的黃永松，身處其中自不例外。當時藝專環境非常簡陋，黃永松喜歡坐在教室門口，看著遙遠的天邊火車框啷、框啷駛過，同時也琢磨著學藝術的他，該如何展開自己的創作。
一九六六年，藝專三年級的黃永松決定開始行動，找來了同學梁正居、低一屆的姚孟嘉，以及剛入學的奚淞（後來他們也都成了《漢聲》雜誌的老戰友。）黃永松吆喝他們結盟組織UP畫會，UP是什麼意思呢？黃永松說︰「就是我們想要跳起來」。
成立畫會的目地自然希望與他人交流，也就是找個地方把大家的作品搞過來，你看看我的雕塑、我談談你的畫作，其實光想能這樣他就很開心了。身為畫會召集人，黃永松責無旁貸地擔起向學校申請場地辦展覽的任務。誰知學校一口回絕，最後是由他們的助教吳耀忠老師幫忙，才找到學校一處位於垃圾場旁邊的閒置空間，終於實現他們的現代藝術展覽大夢。
在學校垃圾場邊辦首覽嗎？黃永松說他們一點也不在意，甚至覺得適得其所，因為不受管教的他和他們，在學校教官的眼裡恐怕跟垃圾沒什麼差別，垃圾場就如學校的化外之地，正好可以讓他們在那裡盡情想像、任意創作。開展當天除了助教吳耀忠和校工女兒，好像沒其他人到場，可是他們依然樂此不疲、開心辦展。
沒想到這個想要跳起來的畫會，不僅在學校聯展兩次，隔年他們還揚旗開拔到建中對面、全台唯一的國立藝術館，將一批現代多元的年少作品，擠進這間當時由官方主事的藝術場館內。一群初出茅廬的藝術新人，首度佈展只能七嘴八舌、手忙腳亂地弄到半夜，附近的植物園青蛙很多，深夜中此起彼落地叫著UP、UP，可真把他們樂壞了。
這般藝術革命自然引來台北藝文圈活躍人士的矚目和議論。當時已在台北藝文圈到處走跳的阿肥，看了UP展覽後顯然嗅到了某種趣味，因此找來了陳映真、黃春明、吳耀忠等人，在明星咖啡屋辦了一場UP展覽的座談會，會中前輩們提問、他們回答，雖然有點答非所問，但也算是前輩們對他們勇於胡搞瞎搞的藝術先鋒行徑的支持與鼓勵。
當時在現代主義的旗幟下各路好漢紛紛磨刀霍霍、爭奇鬥艷。黃永松自此開始勇闖現代江湖、與人稱阿肥的丘延亮，面對面、手把手一起搞活動，這場以UP展覽為中心的座談會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當時還在追求UP的黃永松，並不知道比他小卻比他早熟的阿肥，已經準備對從美國舶來到台灣的現代主義展開批判。
一九六六那年，喜歡穿紅衣服上學的黃永松，並不知道為何老是召來教官的斥責，甚至影響到他的操行成績；也不知道活動力旺盛的阿肥，以及幫他們張羅展覽場地的助教吳耀忠，已走到一起傾心社會主義，與陳映真等人秘密組織讀書會，阿肥的家也曾是讀書會的據點。一九六六那年，陳映真與劉大任共同完成一部關於城鄉差距的社會議題劇本《杜水龍》，並選定黃永松為男主角，當時的他自然不知道，導演陳耀圻為演員進行訓練、排練、拍攝劇照的這段時間，情治單位早已盯上了阿肥、吳耀忠等人，當時他們甘冒被捕之險組織讀書會，及至一九六八年五月前後被捕，吳耀忠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阿肥六年有期徒刑，一起被關押在景美看守所服刑。
這個事件震驚了藝專師生和台北藝文圈，當時完全不知情的黃永松，如今回想此事，還是相當敬佩他們的勇氣，畢竟相較於他們阿肥、吳耀忠等人為了追求政治信仰、實踐思想自由，賭命對上國家機器導致入獄，黃永松等人的追求藝術獨立、創作自由、不受框限地與學校/教官周旋、抗衡，兩者之間的犯險強度畢竟不是同一回事。
逮捕事件發生後，一度被存在主義、現代主義炒的熱火朝天的台北藝文圈，突然沉寂了下來。《杜水龍》一片因導演陳耀圻被情治人員從片場帶走而停擺、明星咖啡屋三樓的《文學季刊》「編輯部」人去樓空、愁雲慘淡，UP成員也不再UP。
藝專畢業後的黃永松輾轉服務於廣告公司和中影製片場，直到一九七一年在俞大綱極力推薦下進入《漢聲》，在這份以《民間的、傳統的、活生生的、東方的》自我定位的文化刊物，黃永松的藝術、創作生命最終找到了基地、定下了錨。 他與阿肥共享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養分，卻在多年後，文化反思、政治行動的不同路徑上，於《漢聲》問世後有了新的合作場域。
中文版《漢聲》的前身是英文版《ECHO》雜誌，創刊於一九七一年元月，是一本放在華航飛機上給外國旅客認識台灣的入門刊物。總編輯吳美雲（Linda）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可她卻一心想辦一本讓外國人瞭解台灣社會、瞭解中華文化的高水準雜誌。黃永松因UP畫會闖出名號，跟過導演陳耀圻、牟敦沛當演員、搞影像，還參與「劇場」第一屆實驗電影發表會，他參加演出的《上山》很受俞大綱的賞識，自然就成為吳總編輯力邀合作的美編夥伴。
黃永松曾在一次受訪時有如下表述︰「一開始總編想介紹故宮，我覺得已經很多人都做過了，就跟她要求我們不做上層的，做民間的、老百姓的可不可以？她聽得懂我說的，所以合作愉快這麼多年。」（引自2023年3月出版的《臺灣攝影家》系列叢書：黃永松）
根據黃永松的說法，因家世背景，吳總編輯和阿肥從小就玩在一起。阿肥與黃永松等雖然都是一幫子現代主義旋風下的弄潮兒，但早熟的阿肥卻在這股旋風中慢慢長出了另一隻眼睛，其實這第三隻眼睛的種子，應該早在阿肥年少時（16歲）入屏東山區目睹原住民部落的敗落時就已埋下。因此阿肥與《漢聲》的合作，不完全是阿肥與總編吳美雲在小時候是哥兒們的關係，而是《漢聲》民俗路線的聚焦的定位，也就是黃永松所主張的：「民間的、老百姓的」，使得阿肥對民間、百姓有著更多他所信仰的政治含量。
一九七一年，阿肥因特赦提早出獄，旋即投入《漢聲》台北建成圓環的田調工作。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建成圓環是台北的重要地標之一，因各式各樣小吃、平民化的價格，逐漸成為市民們的城市記憶，以及台北市民的「味覺地標」。黃永松受訪時也提到︰
「小時候我住桃園龍潭，家裡做茶，三不五時要送茶葉到台北延平北路、德惠街附近的洋行、外銷到其他國家。來回就要一天，交完茶葉，我就跟著司機開過叮叮咚咚的石頭路，到建成圓環吃一盤蚵仔煎。台北我說不出幾個地方，就是圓環還記得。」
為了紀實紀錄建成圓環與庶民飲食的文化關係，漢聲團隊除了投入人力盤點近百位攤位的生命史，同時也邀請有文化視野、又有人類學背景的阿肥共襄盛舉。隔年，由Fred Chiu（阿肥的英文名字）執筆的文章︰The Circle Restaurant－A Victim of Modernization（圓環餐廳－現代化的受害者），刊登在《ECHO》雜誌上，以圓環為破口，貼近庶民日常、反思現代文明，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阿肥出獄後的再次出發。
一九七九年漢聲團隊企劃了「國民旅遊專輯」，阿肥再出手，讓阿公阿婆的進香之旅出線，顛覆固有觀光化的旅遊框架。這篇名為︰我參加了台北慈安宮進香團－阿公阿婆的朝聖進香之旅。該文編按有如下說明︰
「記憶中的阿公阿婆是從來不旅遊的，甚至在他們口中也絕聽不到旅遊這兩個字。然而每年一度，他們忽然興高采烈地打點好一切，結伴進香去啦。我想，他們進香的旅遊一定比任何旅遊更過癮多了。」
此文刊登於一九七九年的漢聲出版的國民旅遊專輯（二），如今看來，黃永松和阿肥對於「文化」還是保持著相當草根和基進的看法。
《ECHO》雜誌以及日後的漢聲團隊之所以出現於一九七一年。其誕生的土壤遠至國際關係的重新結構、近及台灣境內的政治矛盾，不管當事人識與不識都共同促成一個新的文化浪潮，也就是揮別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走進七〇年代的現實主義。這個新文化的核心概念一如漢聲的出版理念︰《民間的、傳統的、活生生的、東方的》，阿肥也因此理念與漢聲有了除了私人情誼外的合作關係。
一九七九年，阿肥遠離台灣前往美國芝加哥，以中學肄業學歷申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生，繼續他未竟的左翼實踐。
後來阿肥被當局阻止回國多年，未能親身見證他念茲在茲的人民處境，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民的抗爭。在隨之而來的八〇年代，《漢聲》的筆下、紙上，一步步走向生活的角落、走上街頭，創造台灣戰後前所未有的、以民俗路線為聚焦及定位的《漢聲》創作盛況。
被阻於國門之外的阿肥，雖然無法見證《漢聲》團隊的創作盛況，但阿肥與《漢聲》的合作，還是延續到八〇年代的尾聲。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九年期間阿肥因書寫博士論文前往香港進行田調工作。當時民俗田野調查工作已經做得有聲有色的《漢聲》團隊，正思索著該如何展開漢人民俗文化的溯源田調工作，人在香港的阿肥家就成了漢聲的落腳點，而阿肥也變成了《漢聲》的編輯顧問，協助《漢聲》聯繫中國境內的田調工作；時任阿肥研究助理的林瑞含，也會就近進入廣東執行《漢聲》交代下來的資料收集和訪談工作。還是博士生的阿肥經濟並不寬裕，個性豪邁、講義氣的總編吳美雲，不僅支付阿肥月薪5000港幣的顧問費，連研究助理的工資都是由《漢聲》支付。
一九八九年，阿肥返回芝加哥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隔年受聘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一職，漢聲團隊也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工作據點，一北一南、各自奮鬥。同樣是戰後第一代文化精英，黃永松與阿肥都曾在仰望現代主義後，先後走進庶民生活並以民俗傳統為施力點。黃永松在《漢聲》一蹲就是五十年，與其說黃永松成就了民俗文化，倒不如說民俗文化成全了黃永松，這其中包含了文化認同、也包含了民族情感。但民俗文化之於阿肥，則更多是因為人民，是與他階級相異卻不斷教育他、提醒著的人民，也是他傾其一生之力為之捍衛、為之吶喊的人民吧！
＊本文為台灣社會學家、勞工運動者丘延亮新著《台北之春─六十年代的章回人文誌》（唐山出版）之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