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草根的質變
台灣在七○年代後有非常大的改變，最重大的改變，當然是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成為華人世界實質民主的第一位。再過十四個月，就是解嚴三十週年，回頭去看，民主到底帶來了什麼？或許當我們觀察、研究民主時，實在把太多比重放在選舉投票、權力政治的層次上，因為對我而言，三十年民主路帶來更深層的改變，是鄉村的質變。對台灣社會而言，選舉投票、國會打架，只是表面的鴨子毛而已，真正要看懂，必須看水面下鴨子腳的所有細節，也就是民間社會的質變。
我在鄉村長大的時光裡，環境比較閉塞，對政治一點也不了解。但是，我常常聽到耳語，知道隔壁的大哥失蹤了。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恐懼是什麼，儘管我完全不明白是什麼造成了恐懼。二○一二年我做文化部長時，曾到雲林鄉下探訪一位婦人，她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斃的政治犯。當時槍斃之前，犯人會寫遺書，但這些遺書卻不曾交給家屬。幾十年後，我帶著她哥哥的遺書親手交給她。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國際人權日，我代表政府向五位政治犯家屬代表鞠躬。我記得當時坐在第一個位置的高英傑，他的父親高一生是阿里山鄉鄒族人，一九五四年被槍決。儘管這些事已過了幾十年，不管是哪個黨派的政府都試著把藏在各部門抽屜裡鎖著的親筆遺書，一封一封找出來，並且找到他們的家屬，一個一個親手奉還。
所以，到底民主帶來什麼？它不只是國會打架、政治勾心鬥角，更深層的質變還是在民間，之所以質變在於民主的轉型，在於正義的實踐。十五年來，台灣政府總共發出新台幣兩百億的冤案補償金。我們當然知道，錢換不回生命，賠不起尊嚴，但是，如果沒有民主轉型，連最低階的道歉、遲到的正義大概都發生不了。民主必須實踐夠久，用力夠深，正義才可能走進社會底層，走進雲林、阿里山這樣的鄉村。
像春雨一樣的民間質變，也可在草根社區覺醒中看見，社區覺醒帶來了全新的文化態度。今天和大部分台灣人聊，他們會告訴你：「美國、歐洲、德國都很不錯，但台灣文化也很棒啊！」這種態度已經跟我當大學生的七○年代非常不一樣，現在鄉村的人一般相當以自己的鄉土社區為榮。重點是怎麼定義文化？我們現在知道，並非只有瑪麗亞才是文化，媽祖也是文化，我們以前瞧不起的王船、廟宇，其實無處不蘊藏人面對天地命運時的探索與沉思。
我在二○一二年回到茄萣，參加十二年一次的王船祭，在出來迎接的鄉親中，看到兩個高個子的光頭，熱情迎向前來。他們是我十四歲時家對面雜貨店的小孩，我們曾經擁有一段共享的時光與回憶。去到廟之前的那一段路，我們三個鄉下長大的小孩，手牽手走在馬路上。走到廟前，我非常恭敬地上香，現在的我虔誠地知道，不可以輕易地將信仰稱為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