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專文：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幸福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新加坡新躍大學以「從村落到都會——我的私房文化相簿」為題演講。負責轉播的新加坡《聯合早報》，首度採取華文世界同步直播的方式，連結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台灣等地，上萬名華文世界各地讀者與現場滿座一千六百名聽眾同時聽講，是建立華文世界溝通平台的一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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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要進入鄉村，草根要變成主體，傳統要得到尊重，民間力量要甦醒，這些都是雙腳要牢牢踩在泥土上，才看得見的質變。

前天下午三、四點下飛機，從機場到酒店，我又重新走上那條種植著美麗樹木的街道，感覺就像一條絲帶，由綿密的樹鋪排成，中間用九重葛打蝴蝶結。開車來接我的新加坡朋友，聽到我頻頻稱讚在美麗霧中這條美麗的路，告訴我那不是霧，而是很嚴重的霧霾。接著，這位朋友順勢說起了他過往的回憶，其實，新加坡人小時候是見過鄉下的。晚上與朋友聚會，我馬上丟給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以十年作一個單位，你認為新加坡十年來最重大的改變是什麼？」

每個人的答案不盡相同，最大公約數是：向左轉。向左轉的意思是，新加坡人從過去全心全意擁抱、相信自由經濟，認為個人要靠自己的打拚來照顧自己，變成認為政府應該照顧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弱勢人民。因此，才下飛機沒多久，我就得到了兩個強烈印象：一、聽到新加坡以前有鄉村；二、政府現在會對弱勢族群伸出援手。

牛車走的路

我出生在一個群島上。台灣超過一平方公里的島，總共有二十八個，我出生的台灣島，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的海島文化由兩股主流糅合而成，一股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閩、客、原住民以及五十年日本文化的影響；另一股是一九四九年隨戰爭而來的中國各省的文化綜合。一九四九年後，來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掌握權力，壟斷歷史話語。因此，戰後在台灣長大的我們這一代，對於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台灣了解較少。

特別挑出兩張日治時期的照片，讓不熟悉台灣的朋友了解，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台灣其實有自己的語言和脈絡。第一張照片是一九三四年，台灣鐵路交通局鐵道部發出一張告示，統計因水牛引發的交通事故，共有一百七十三件。第二張照片也是一九三四年，自動車引起的車禍有十二件，牛馬車十六件，人畜二十一件。從這兩張照片可以見到台灣淳樸可愛的農村時代剪影。日本人一九○八年在台灣完成從北到南的縱貫線鐵路，同時到處鋪設現代化馬路，讓汽車行駛。可是農業社會長年累積的生活經驗，一時無法調整，所以那個時候牛車會闖入鐵軌，人、馬或其他牲畜也不會讓路給車輛。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這位關懷勞苦人民的作家加入共產黨，甚至擔任地下共產黨機關報《光明報》主編，因此受到追捕開始逃亡。後來在一九五一年一次大規模軍警搜捕匪諜的過程中，呂赫若被迫躲進山區，失蹤了。一般的說法是，他在逃避追捕時被毒蛇咬死了，過世時只有三十七歲。

〈牛車〉這篇小說，剛好寫的就是剛剛那兩張照片的實景——一九三四年的台灣。小說主人翁楊添丁是農民，平常駕著牛車幫人送貨，賺取生活費。一九三四年，這一家人窮到連下鍋的米都沒有，因為火車、汽車、卡車的引入，使原來抬轎、駕駛牛車的根本無人雇用，出現大規模失業。日本政府還規定，馬路不准牛車行駛，那麼這些駕牛車的人要如何存活？好不容易有人請託楊添丁送幾袋芋頭，他只好在清晨兩點路上無人的時刻送貨，貼著兩旁非常崎嶇的路段行走。

小說是這樣寫的：日本人在馬路中間立了一塊石標，寫著「道路中央禁止牛車通行」，因為汽車要在鋪著平坦小石塊的路上行駛。駕牛車的農夫說：「我繳了納稅金啊！道路是大家的，哪有汽車可通行，我們不能通行的道理？」儘管抱持這種想法，可是，白天大人（警察）很可怕，所以沒有通過這裡的勇氣。他們知道，萬一不留神，打路中央經過，被發現的話會科以罰金。不過，楊添丁還是被警察逮到了，罰金兩元。究竟，兩元對農民來說是多還是少？小說中提到一個背景是，楊添丁整整工作了十天，得到的報酬是八十五分。但是，他駕牛車走了汽車道，罰款就是兩元，是他負擔不起的金額。故事的結局是，他活不下去了，鋌而走險，偷了滿滿一袋的鵝，鵝在袋子裡頭掙扎亂叫。最後一幕，是日本警察在後頭追捕，當他被撲倒在地時，發出垂死般的叫聲，之後，有關他的事，就杳無音訊了。

湧入兩百萬難民

一九四九年，由於戰爭的關係，突然之間大量人口湧入台灣。有多大量呢？對當時住在台灣的本地人而言，這些湧入的人口又帶來多麼巨大的困難？必須了解這個背景，才能明白現今台灣政治上關於本省、外省的爭吵，都是環環相扣。用今天的時事來比喻的話，德國人口八千萬，從敘利亞過去的難民有一百萬，梅克爾總理從一開始懷抱偉大胸懷，沒過幾天卻又急轉彎，封閉了邊界。為什麼呢？想想看，一個八千萬人的國家，突然湧進一百萬難民，水不夠用，交通工具擠爆，房子連德國人自己都不夠住，幼稚園、小學的招生員額全部超載，很多德國人開始怨聲載道，說難民要把德國撐爆了、壓垮了。

但是，一百萬人是八千萬人的百分之幾？百分之○．○一二五。然後想想看一九四九年，大約一夕之間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人湧入六百萬人口的台灣，那幾乎是百分之三十三。當時台灣之艱辛困窘，大概可以用今天黎巴嫩的狀態去理解。

我自己的家族，就是跟著那場大逃難來到台灣。我有一張照片，是一九五四年攝於高雄港的，照片中我母親推著腳踏車，前頭的小孩是我弟弟。無論時代怎麼艱難，那時的媽媽們如同那張照片一樣，總是身穿旗袍，即使肩扛重物，滿身大汗。你如果問我，十八歲以前的模樣，有什麼特色，應該用什麼字來描繪？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字是醜。那時候的孩子都醜得不得了，男生剃光頭，女生穿卡其色制服，像金正日的士兵一樣學習踢正步，也學過趴在地上拿步槍瞄準射擊。我們這一代人，一出生就在看不見的戰場上，等待衝鋒。我在綠島拍過一張相片，岩壁上刻著「滅共復國」，我們就是在那樣嚴峻的氣氛中長大。

戰爭的傷痕，其實幾十年也療癒不了。二○一四年，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則尋人啟事，讀起來讓人很辛酸，內容是這樣的：「尋親生父親（姓王或黃）。我親生父親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在廣州白雲機場撤退香港機場，父親和爺爺當年同在白雲機場修理飛機每天上下班有車接送，全家租住在東山一幢二層樓的房子，園內有棵白蘭樹，家裡有纏腳奶奶……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父親全家先隨機前往香港機場，父親較家人遲去三天，我於一九五○年五月三十日出生……」這是事隔六十五年以後，尋找自己親生父親的尋人啟事。

呂赫若在一九三四年所見的台灣農村，我在十四歲的少女時期也經歷了。那一年，我隨著家人坐上一台裝滿破爛家當的卡車，半夜抵達海邊漁村茄萣。我寫了頗多關於茄萣的作品，其中有一篇，是關於我看到的台灣漁村。居民以捕魚為業，但是大部分的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塊新台幣，那時，四十塊新台幣等於一美元。漁民養豬，也種番薯，以補貼家用，年輕人多半不願意繼承副業，寧可到台南工廠做苦工。牡蠣成熟時，大批婦女兒童被雇去剝殼，剝好一磅重的殼，可得工資五毛錢。動作快的婦女，一天可賺十塊錢。

我的母親也開始編織漁網，她雖然是警察大人的妻子，講閩南話有濃厚的外省腔，卻能跟隔壁的駝背嬸、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天南地北地聊天，一邊還手腳麻利地編網。我母親必須不斷打網，才有辦法幫我繳學費。當繳學費的日期接近，她的生活就是清晨四點起床，給孩子們準備好早點、便當盒，然後開始打漁網，一直打到夜裡十二點，每天編織將近二十個小時。密集編十天，就可以打完一張完整的大網，工錢是八十塊新台幣。

六○年代的台灣鄉村，距離呂赫若描寫的一九三四年已經過了三十年，卻還是貧窮的，也缺乏基礎建設，很難說有文化。當時，我每天凌晨天色還是漆黑的時候，就穿著制服搭公車到台南女中上課。客運車顛簸得非常厲害，那是一條千瘡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下雨後，三步一小坑，五步一大坑，每個坑裡都是黃濁的泥水。我曾在客運上看過一幕驚人的畫面，當時因為下雨，車子走得很慢，我眼睜睜看著前面的機車騎士摔進大泥坑裡，連車帶人消失。

輕視鄉村

一九七○年，鄉村長大的我成了大學新鮮人，與天主教的第一次接觸，就是到教堂領奶粉與聖誕卡。那些聖誕卡對鄉下來的孩子而言，實在太美麗了，灑著金粉與星星，而裝飾著十字架的教堂，簡直就是美學啟蒙。當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喝牛奶，我是到了美國才終於喝到鮮奶，但每每覺得味道不對，總覺得奶粉泡的才是真正的牛奶。

我這一代鄉下人，第一次見到的高鼻子西方人，可能是到村子裡教長輩如何養豬的美國人，而當時都市青年的世界觀，來源也不過就是美國新聞處裡各式各樣的雜誌。美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十四年間給了中華民國將近十五億美金的支援。如果我們把美援想像成一條水管，從水管裡流出來的文化價值觀，可能比金錢還重要。

我們究竟在什麼樣的文化結構裡成長？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失去對文化的自信。經過梁啟超的探索、五四運動的論辯與中國大陸全面蘇化——我曾經說過，最去中國化的就是中國大陸。而台灣則是經歷了前半段的日化與後半段的美化，在一波又一波的歷程之後，我們非常缺乏對自己文化的信心。至於近一點的因素，則是在成長過程中，政府告誡我們有外來威脅，政權需要鞏固，文化被意識型態限縮。遠的近的因素加總起來，成長於七○年代的我們，就在這種限縮過、剪貼過的文化結構中，發展出自己的文化態度。

我們輕視某些東西，擁抱某些東西，相信某些東西。

我們輕視任何與鄉村有關聯的東西，包括福建方言，將它視為販夫走卒的語言。我們也輕視地方戲曲，例如歌仔戲，認為它是鄉下吵死人的藝術，只能在廟前演出，讓嚼檳榔的人看。我們瞧不起民間信仰，也瞧不起鄉村社區文化傳統，無論是王船儀式、北管音樂、媽祖出巡，都被視為迷信的延伸。那時候，我們完全不去追問：為什麼我們看到西班牙的聖母瑪利亞出巡，儀式明明與媽祖出巡如出一轍，卻仍認為那是國際級的宗教傳統、最厲害的藝文盛世？因為，那時候，我們也輕視自己。

七○年代的大學生，不聽國語歌曲，遑論台語歌，只聽英文歌。我們不知道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國大陸的主義文學太陌生，然而我們對台灣戰前的作家同樣一無所知，因此，我們沒讀過魯迅、沒聽過賴和，卻知道卡夫卡、沙特、尼采、左拉、海明威、福克納。我們的知識到底是如何剪裁而成呢？我們相信國家、領袖、主義、社會穩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外還有相對的概念。我們也沒想過，沒有美好的鄉土，怎麼可能會有美好的國家？

民主，草根的質變

台灣在七○年代後有非常大的改變，最重大的改變，當然是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成為華人世界實質民主的第一位。再過十四個月，就是解嚴三十週年，回頭去看，民主到底帶來了什麼？或許當我們觀察、研究民主時，實在把太多比重放在選舉投票、權力政治的層次上，因為對我而言，三十年民主路帶來更深層的改變，是鄉村的質變。對台灣社會而言，選舉投票、國會打架，只是表面的鴨子毛而已，真正要看懂，必須看水面下鴨子腳的所有細節，也就是民間社會的質變。

我在鄉村長大的時光裡，環境比較閉塞，對政治一點也不了解。但是，我常常聽到耳語，知道隔壁的大哥失蹤了。小的時候，我就知道恐懼是什麼，儘管我完全不明白是什麼造成了恐懼。二○一二年我做文化部長時，曾到雲林鄉下探訪一位婦人，她的哥哥是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斃的政治犯。當時槍斃之前，犯人會寫遺書，但這些遺書卻不曾交給家屬。幾十年後，我帶著她哥哥的遺書親手交給她。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國際人權日，我代表政府向五位政治犯家屬代表鞠躬。我記得當時坐在第一個位置的高英傑，他的父親高一生是阿里山鄉鄒族人，一九五四年被槍決。儘管這些事已過了幾十年，不管是哪個黨派的政府都試著把藏在各部門抽屜裡鎖著的親筆遺書，一封一封找出來，並且找到他們的家屬，一個一個親手奉還。

所以，到底民主帶來什麼？它不只是國會打架、政治勾心鬥角，更深層的質變還是在民間，之所以質變在於民主的轉型，在於正義的實踐。十五年來，台灣政府總共發出新台幣兩百億的冤案補償金。我們當然知道，錢換不回生命，賠不起尊嚴，但是，如果沒有民主轉型，連最低階的道歉、遲到的正義大概都發生不了。民主必須實踐夠久，用力夠深，正義才可能走進社會底層，走進雲林、阿里山這樣的鄉村。

像春雨一樣的民間質變，也可在草根社區覺醒中看見，社區覺醒帶來了全新的文化態度。今天和大部分台灣人聊，他們會告訴你：「美國、歐洲、德國都很不錯，但台灣文化也很棒啊！」這種態度已經跟我當大學生的七○年代非常不一樣，現在鄉村的人一般相當以自己的鄉土社區為榮。重點是怎麼定義文化？我們現在知道，並非只有瑪麗亞才是文化，媽祖也是文化，我們以前瞧不起的王船、廟宇，其實無處不蘊藏人面對天地命運時的探索與沉思。

我在二○一二年回到茄萣，參加十二年一次的王船祭，在出來迎接的鄉親中，看到兩個高個子的光頭，熱情迎向前來。他們是我十四歲時家對面雜貨店的小孩，我們曾經擁有一段共享的時光與回憶。去到廟之前的那一段路，我們三個鄉下長大的小孩，手牽手走在馬路上。走到廟前，我非常恭敬地上香，現在的我虔誠地知道，不可以輕易地將信仰稱為迷信。

社區的意識一旦醒來，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現在海島群上的鄉下人，會到草地上聽音樂會，我記得有一次我坐在草蓆上聽音樂會，一位戴著斗笠的婦人突然走過來，推我一把，說：「閃一下，我要坐！」海島群上的農人，現在會主動跟藝術家交朋友，把鄉村環境整理得非常美麗。

民間發生質變，那股情感與力量相當強大。民間會自己出錢、出力，成立各種基金會回饋自己的鄉里。例如，苗栗的一個農村，居民把整個山頭開闢出來做陶藝教室，好讓孩子們學捏陶。農民竟然也會為了社區的整體美觀，約好種稻時間，讓稻子結穗時有一樣的高度與顏色，也讓鄉村景觀變得美好。

當然，台灣並非沒有破敗的村子，也並非沒有生活困頓的人。然而，地方、鄉村不再是鄙俗的代稱，傳統不再是令人輕視的過去，社區不再是國家的附庸，反而成了國家的主體，而在都會所能享受的生活品質，鄉村並不遜色。換句話說，正義要進入鄉村，草根要變成主體，傳統要得到尊重，民間力量要甦醒，這些都是雙腳要牢牢踩在泥土上，才看得見的質變。

我雖然住在台北，但每個禮拜都會去屏東看我九十歲的媽媽。在屏東潮州鎮那樣的鄉村，也有像台北大安森林公園一樣的景象，我還會騎車到市場閒晃。有一天，我向一個婦人買了非常長的大紅花抱枕要送母親，那婦人賣力而扎實地把抱枕繫在我腳踏車後座。於是，你會看到一個屏東潮州大嬸婆，騎著一輛腳踏車，載著一個特別長的紅花抱枕，在路上悠晃悠晃。另外，有次我經過賣芭樂的攤子，牌子上寫「一堆五十」，我寫文章的職業病馬上犯了，停下腳踏車問老闆，為什麼寫「一堆」而不是「一袋」？聊開以後，知道老闆有個有機果園，我也答應下回要去看看他的果園。

無論作為一個寫作者，或是做決策的官員，我始終相信，只有鄉村、底層感到幸福時，這個國家的基礎建設、人權正義、社會福利，才算真正實踐。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叫幸福。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因為殘酷所以傾聽：龍應台演講集（下）》（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