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百萬人是八千萬人的百分之幾？百分之○．○一二五。然後想想看一九四九年，大約一夕之間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人湧入六百萬人口的台灣，那幾乎是百分之三十三。當時台灣之艱辛困窘，大概可以用今天黎巴嫩的狀態去理解。
我自己的家族，就是跟著那場大逃難來到台灣。我有一張照片，是一九五四年攝於高雄港的，照片中我母親推著腳踏車，前頭的小孩是我弟弟。無論時代怎麼艱難，那時的媽媽們如同那張照片一樣，總是身穿旗袍，即使肩扛重物，滿身大汗。你如果問我，十八歲以前的模樣，有什麼特色，應該用什麼字來描繪？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字是醜。那時候的孩子都醜得不得了，男生剃光頭，女生穿卡其色制服，像金正日的士兵一樣學習踢正步，也學過趴在地上拿步槍瞄準射擊。我們這一代人，一出生就在看不見的戰場上，等待衝鋒。我在綠島拍過一張相片，岩壁上刻著「滅共復國」，我們就是在那樣嚴峻的氣氛中長大。
戰爭的傷痕，其實幾十年也療癒不了。二○一四年，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則尋人啟事，讀起來讓人很辛酸，內容是這樣的：「尋親生父親（姓王或黃）。我親生父親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在廣州白雲機場撤退香港機場，父親和爺爺當年同在白雲機場修理飛機每天上下班有車接送，全家租住在東山一幢二層樓的房子，園內有棵白蘭樹，家裡有纏腳奶奶……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父親全家先隨機前往香港機場，父親較家人遲去三天，我於一九五○年五月三十日出生……」這是事隔六十五年以後，尋找自己親生父親的尋人啟事。
呂赫若在一九三四年所見的台灣農村，我在十四歲的少女時期也經歷了。那一年，我隨著家人坐上一台裝滿破爛家當的卡車，半夜抵達海邊漁村茄萣。我寫了頗多關於茄萣的作品，其中有一篇，是關於我看到的台灣漁村。居民以捕魚為業，但是大部分的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塊新台幣，那時，四十塊新台幣等於一美元。漁民養豬，也種番薯，以補貼家用，年輕人多半不願意繼承副業，寧可到台南工廠做苦工。牡蠣成熟時，大批婦女兒童被雇去剝殼，剝好一磅重的殼，可得工資五毛錢。動作快的婦女，一天可賺十塊錢。
我的母親也開始編織漁網，她雖然是警察大人的妻子，講閩南話有濃厚的外省腔，卻能跟隔壁的駝背嬸、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天南地北地聊天，一邊還手腳麻利地編網。我母親必須不斷打網，才有辦法幫我繳學費。當繳學費的日期接近，她的生活就是清晨四點起床，給孩子們準備好早點、便當盒，然後開始打漁網，一直打到夜裡十二點，每天編織將近二十個小時。密集編十天，就可以打完一張完整的大網，工錢是八十塊新台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