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的台灣鄉村，距離呂赫若描寫的一九三四年已經過了三十年，卻還是貧窮的，也缺乏基礎建設，很難說有文化。當時，我每天凌晨天色還是漆黑的時候，就穿著制服搭公車到台南女中上課。客運車顛簸得非常厲害，那是一條千瘡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下雨後，三步一小坑，五步一大坑，每個坑裡都是黃濁的泥水。我曾在客運上看過一幕驚人的畫面，當時因為下雨，車子走得很慢，我眼睜睜看著前面的機車騎士摔進大泥坑裡，連車帶人消失。
輕視鄉村
一九七○年，鄉村長大的我成了大學新鮮人，與天主教的第一次接觸，就是到教堂領奶粉與聖誕卡。那些聖誕卡對鄉下來的孩子而言，實在太美麗了，灑著金粉與星星，而裝飾著十字架的教堂，簡直就是美學啟蒙。當時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喝牛奶，我是到了美國才終於喝到鮮奶，但每每覺得味道不對，總覺得奶粉泡的才是真正的牛奶。
我這一代鄉下人，第一次見到的高鼻子西方人，可能是到村子裡教長輩如何養豬的美國人，而當時都市青年的世界觀，來源也不過就是美國新聞處裡各式各樣的雜誌。美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十四年間給了中華民國將近十五億美金的支援。如果我們把美援想像成一條水管，從水管裡流出來的文化價值觀，可能比金錢還重要。
我們究竟在什麼樣的文化結構裡成長？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失去對文化的自信。經過梁啟超的探索、五四運動的論辯與中國大陸全面蘇化——我曾經說過，最去中國化的就是中國大陸。而台灣則是經歷了前半段的日化與後半段的美化，在一波又一波的歷程之後，我們非常缺乏對自己文化的信心。至於近一點的因素，則是在成長過程中，政府告誡我們有外來威脅，政權需要鞏固，文化被意識型態限縮。遠的近的因素加總起來，成長於七○年代的我們，就在這種限縮過、剪貼過的文化結構中，發展出自己的文化態度。
我們輕視某些東西，擁抱某些東西，相信某些東西。
我們輕視任何與鄉村有關聯的東西，包括福建方言，將它視為販夫走卒的語言。我們也輕視地方戲曲，例如歌仔戲，認為它是鄉下吵死人的藝術，只能在廟前演出，讓嚼檳榔的人看。我們瞧不起民間信仰，也瞧不起鄉村社區文化傳統，無論是王船儀式、北管音樂、媽祖出巡，都被視為迷信的延伸。那時候，我們完全不去追問：為什麼我們看到西班牙的聖母瑪利亞出巡，儀式明明與媽祖出巡如出一轍，卻仍認為那是國際級的宗教傳統、最厲害的藝文盛世？因為，那時候，我們也輕視自己。
七○年代的大學生，不聽國語歌曲，遑論台語歌，只聽英文歌。我們不知道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國大陸的主義文學太陌生，然而我們對台灣戰前的作家同樣一無所知，因此，我們沒讀過魯迅、沒聽過賴和，卻知道卡夫卡、沙特、尼采、左拉、海明威、福克納。我們的知識到底是如何剪裁而成呢？我們相信國家、領袖、主義、社會穩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外還有相對的概念。我們也沒想過，沒有美好的鄉土，怎麼可能會有美好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