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這本書，緣自胡璉故居紀念館暨研究中心於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七日舉辦的「南日島戰役七十週年研討會」，由於該館館長桂天的推薦，我跟鈕則堅先生一起合作了論文〈從西方公司的成立一探情治單位的奪權鬥爭〉，並由他宣讀，侃侃而談當年他父親鈕先銘將軍，以及蔣經國、王新衡、鄭介民、毛人鳳、葉翔之等情治大員間的鬥爭內幕，在在讓與會者彷彿嗅到血腥般，無不亢奮。
我訝於他的如數家珍，因為那些人事時地物是他從小聽，甚至看到大的長輩和故事，當即跟他邀書。他說內容可能不如想像中那樣，因為他父親是從事參二情報的，刺殺、刺探、刺激的行動並非其業務。抗戰期間，因為負責對日情報，主要的工作就是對著每天進來的成千上萬則訊息研究、判斷，煉出情報，抗戰勝利後從而負責受降、接收，以及日俘僑的遣送，只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跟國防部保密局等時相往來。
稿子很快就寫好了。只是，讀者都知道，歷史編輯很貓的，例如他寫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發出《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給日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我們就會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將全文找出、附上，畢竟人會走心，同樣的文字，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取捨和解讀。
最重要的是，再確認一次原文是不是這樣寫的。例如，他在書中寫道：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中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埃及王國首都開羅會議，商討反攻日本的戰略及戰後國際局勢的安排，制定盟軍合作反攻緬甸的戰略及援華方案。
我代表團成員除蔣中正和夫人宋美齡之外，包括王寵惠、商震、林蔚、王世杰、董顯光、杜建時、鈕先銘、楊宣誠、朱世明、俞濟時、俞國華、黃仁霖、李惟果、周至柔、陳希曾、王賡、鄭介民、許念曾等。
說他父親當年曾參加開羅會議。因為鈕則堅先生年輕時，《中國時報》前記者劉永寧每每這麼告訴他，而且，民國一○一年刊登在《世界新聞網》頁上的文章〈釣魚台和我〉也說：「由於這（開羅會議）是分紅利，和國家未來利益大有關連，其鬥爭伎倆比在戰場上還驚險，所以英、美精英傾巢而出，英國代表團有名單的一六五人，美國少點，一四九人，其中不缺中國問題專家、對日、對蘇、對英等情報專家，對方想要什麼？底線如何？如果沒把握，還要在各國代表團內埋伏細胞，互相印證、推敲，那是在沒有電腦時代，最龐大的智庫。而國府代表團呢？除安全護衛及官邸侍從外，共二十人，計蔣介石、宋美齡、王寵惠、商震、林蔚、王世杰、董顯光、杜建時、鈕先銘、楊宣誠（此人在會議中建功）、朱世明、俞濟時、俞國華、黃仁霖、李惟果、周至柔、陳希曾、王賡，及兩位美國人：史迪威、陳納德，另外不交外交認證書的鄭介民（主管安全）以及駐埃及全權公使許念曾，外交部常次胡世鐸（見張其昀一九五二開羅會議實記一書）。」所以他深信不疑。
只是，總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編輯查了梁敬錞《開羅會議》所錄的核送代表團名單為王寵惠、商震、周至柔、林蔚、董顯光、楊宣誠、郭斌佳、俞濟時、朱世明、蔡文治、黃仁霖、陳希曾、陳平階、俞國華、左維明、陳純廉。奇怪！怎麼沒有鈕先銘將軍？楊宣誠〈參加開羅會議經過：應臺省警備司令部新聞處之邀在中山堂講〉和〈出席開羅會議回憶錄〉也沒有記載。我們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在「見張其昀一九五二開羅會議實記一書」這句話，卻無論怎麼檢索也不見《開羅會議實記》這本書，仔細看了一下書名，心想，「會不會是《開羅會議記實》？」當然不是，但卻發現有《開羅會議紀實》這本書，作者也是張其昀，不過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應該是這本書了，這讓我們雀躍。沒有在國家圖書館沒有，國立臺灣圖書館也沒有《開羅會議紀實》的情況下，我們專程上陽明山，求助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承該館協助，從其「張創辦人曉峰先生紀念展示區」中取出《開羅會議紀實》一書借閱。就在我們滿懷期待，以為就快要證明時，不出意外的就出了意外，書中赫然只有「王寵惠、林蔚、周至柔、董顯光」，不僅沒有鈕先銘將軍，那一長串名單更不知從何而來，讓我們的心情瞬間掉入谷底。雖然俞濟時《八十虛度回憶》中提到的還有「官邸內務科副官蔣孝鎮、施紹愷、蔡祺貞等隨從」，杜建時也寫有〈憶開羅會議〉，在在證明還有不少不在名單者，但是，在無一字史料可以證明的情況下，只得自本文中刪去，並記之於此，以待識者。
二○一三年出版的《閻明復回憶錄》中記載他父親閻寶航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的約請，寫了〈談地下黨工作的經驗〉，文中，閻寶航回憶道：「約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我向軍委三廳副廳長鈕先銘說：「陳誠要我寫日本何時進攻蘇聯的文章，但是沒有材料，可否把日本關東軍的材料借我用一用。」我再三要求，他才答應借給三天。我就這樣用假公濟私的辦法，把材料拿到手。」對此，閻明復說他父親是通過他的老朋友寧恩誠在國民政府國防部三廳工作的內弟鈕先銘搞到的，並說他父親同鈕先銘在重慶也經常往來，鈕先銘就給他父親看，並說：「材料放在我這裡沒用。委員長只準備打到長城，可是你們東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內必須還給我。」閻寶航拿到這份材料之後就交給蘇聯使館。
對此，鈕則堅先生再三猶豫是否要刪去。他怕被人拿來攻擊，說他父親洩漏軍事機密，以至蘇軍出兵東北，中共坐大……。
我也贊成刪去，倒不是怕，因為，「這份材料」對日本而言是機密，對中華民國不是，沒有什麼不可示人的。話說回來，當年蘇軍的戰力之於日本關東軍是完全輾壓的，就算沒「這份材料」，相信，結果是一樣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這裡面有一些問題，一是鈕先銘將軍當時是軍令部第二廳第一處副處長，並非第三廳副廳長。第三廳掌理該部職員及海陸空軍參謀人員任免、考績、恤賞；參謀教育與陸軍大學校的組織及教育綱領；口令通號及陸空通訊聯絡事項；該部文電、章制、印信及文書收發、印製；各項會計審核及警衛、交通運輸等事項。這，跟日本情報沒半毛錢關係。二是當時豫湘桂會戰豫中戰役局面崩潰，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陳誠正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在西安收拾豫西殘局。三是閻寶航不在陳誠麾下，即使陳誠要研究「日本何時進攻蘇聯」的問題，也不會找一個路人甲。退一萬步說，鈕先銘將軍真借了，這檔案豈不滿滿一公文箱，在眾目睽睽下，能不一切照程序來？
下述，經討論也決定刪去。
抗戰勝利之後，國防部第二廳對共軍的情報搜集工作更是加大力度，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建議原軍統局在第二廳安插人事。部長何應欽不同意，戴笠托鄭介民找鈕先銘出面，向何部長報告並說明原委之後，何部長予以同意。指派李崇詩擔任辦公室主任。
理由一，國防部是於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成立的，改制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是從三月二十二日開始的，而戴笠已於三月十七日飛往南京時在岱山失事身亡；二是何應欽在國防部成立前是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中國陸軍總部總司令，不兼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部長已好一陣子，年頭年尾加一加都三年了，況且，國防部改制，負責的是陳誠，成立之後，他則轉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去美國了；三是「建議原軍統局在第二廳安插人事」應是指國防部成立時在第二廳下分就原軍事委員會第二廳業務設軍事保衛司和原軍統局業務設軍事情報司的「二司制」，戴笠在時對軍統局的規劃是仿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改制為司法院調查局，三月二十五日，蔣中正指示鄭介民將軍統局業務依照性質歸併給有關機構，是晚，軍令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內政部政務次長唐縱、軍統局主任祕書毛人鳳對此會商，決意將軍事部分可以公開者歸併於軍令部第二廳，即後來的軍事情報司，換句話說，那個「部長」應該是徐永昌，雖然鈕先銘將軍跟徐永昌也相熟，在《徐永昌日記》中有關他的記載有二十六條，但是，就是沒這一條。
一樣的，我們也查到了幾條跟鈕先銘將軍有關的記錄，幾經討論，最後還是放棄。
一是筆名「馬五先生」的雷嘯岑〈西安事變與宋子文〉說：「在洛陽祝壽期間，有一段關於西安事變的插曲，亦值得一述。青年黨人鈕先銘，原在西安的奉軍幹部訓練班擔任教官，他洞悉奉軍不穩情形，乃密報該黨領袖曾琦，曾氏認為關係重大，即派李幼樁（璜）氏以代表青年黨祝壽為名，馳往洛陽晉謁蔣公密陳。」但是，鈕則堅先生認為，鈕先銘將軍早在是年（民國二十五年）春即已赴法，而且，他也不曾在西安的奉軍幹部訓練班擔任教官，深不以為然，也是！何況李璜最後也沒說出這事。當然，也就沒有列為材料。
再是日本資深媒體人、作家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中說鈕先銘於「二戰後一度任職於駐日軍事代表團」。但是我們在他的人事資料、文章和相關公文檔案中都未見相關記錄，而且，就其自述，戰後，他第一次到日本去已是民國四十二年的事，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早已不復。當然，其工作性質特殊，多有不可告人，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間任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高級參謀和國防部增額高級參謀期間是否因任務需要短暫或祕密擔任也未嘗可知，野島剛在日本或有資訊，還望教學相長。
林福隆〈一九五○年代初期國軍海島防衛與臺灣安全（一九五○至一九五五）〉的問題一樣出在鈕先銘將軍去日本的時間，其言：「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來臺訪問，與蔣中正總統舉行會談，發表聲明強調中美兩國軍隊之間，將進行有效的協同合作。與此同時，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副處長鈕先銘到東京盟軍總部，與美國中情局的專家會談，研究美方如何支援大陸游擊隊的具體辦法，達成若干協議。鈕先銘根據東京會談結果，向國防部提交了展開大陸游擊戰的計畫。」出入最大的是大陸工作處還要半年才開始討論、成立。
此外，鈕則堅先生也在跟我們討論過後，對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抗戰勝利後就受降、接收和遣送日本戰俘、僑民等所頒布的命令、條文做一整理。因為，參謀根本不見天日，紙頭沒名，紙尾也沒名，只能以此間接說明鈕先銘將軍當時的作為或參與。
同時還藉由諸多文獻來交代時代背景，例如，鈕先銘為何會被找去擔任軍事調處執行部政府方面的副參謀長？於是不嫌冗長地引述《雙十協定》、《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及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以及《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等，因為，即使如此……。我們很多人對那段歷史並不清楚，至今所讀還是當年所謂「進步」讀物所餵的偽史。
最後，鈕先銘將軍於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所任職的單位全銜是「臺灣全省警備司令部」，惟一般習以「警總」簡稱這個之前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之後又改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單位，所以標題權以「警總」稱之。
凡此，所以比預期慢了個把月付梓。
＊作者講台文化總編輯，胡璉紀念館暨研究中心秘書長，本文選自《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講台文化）編者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