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帝國大學（以下亦簡稱台北帝大）始建於一九二八年，因日本戰敗，而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本省籍菁英認為自己可以建設台灣，並期望自己能夠填補台北帝大的職缺。然而，儘管他們受過高等教育，卻被貼上「奴化教育」、「不懂國語（中文）」的標籤而遭到排擠。因此，本省菁英，特別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本土菁英只得另謀出路。
一九四六年十月私立延平中學的開辦極具代表性，但卻也是戰後本省人受壓迫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可以想像當時的本省菁英對國民黨政府不合理的人事措施感到失望，因而堅持為台灣人創辦一所大學。然而，學校開辦僅僅五個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如後所述，延平學院可以說是台灣人的大學，但該校卻因國民黨政府的打壓而被迫關閉，台灣本省籍菁英的出路受阻，這也是導致他們對日情感產生變化的原因之一。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擬透過（1）台北帝國大學的接收過程、（2）私立延平學院的創辦過程，分析省籍問題與本省人對日情感的變化，同時也探討日籍教師的留用所帶來的影響。本文試圖分析：何以國民黨政府當局一方面排擠本省人，否定他們所擁有的「日本元素」，一方面卻積極留用日籍教師，容許「日本元素」的留存？
有關台北帝大日籍教師的留用問題，雖然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但基於以下理由，有重新考察的必要。當時，許多本省人認為日本教師回國後所出現的職缺，理應由本省人來填補，不過，國民黨政府並不認為一定要任用本省人。矛盾的是，在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之前，有意願赴台工作的外省人少之又少，與此同時，日籍教師的留用於是應運而生。
至於日本人的留用政策，先行研究大多如下詮釋：羅宗洛等外省籍接收委員持贊成的態度，本省人則持反對意見。然而，本省人為何反對？日本人的留用對台灣社會有何影響？仍未出現合理的解釋，筆者認為這兩點可以視為台灣人對日情感變化的因素加以探討。
在進入主題之前，於此進行用語說明。今日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是台灣人，但在戰後初期，許多文獻資料稱本省人為「台灣人」，來自中國的外省人被稱為「中國人」。由於本文聚焦於戰後初期，為配合引用文獻，文中也採用本省人為台灣人、外省人為中國人等敘述方式。
一、戰後國民黨政府所接收的學校全貌
（一） 日本時代設立的學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時，台灣的學校總數、學生人數、台灣教師與日本教師的比例究竟如何？在此，引用一九四六年二月所發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詳報》說明當時的情況。當時台灣人口約六百萬，資料顯示，台灣學童入學率達七十一．一七%，日本學童達九十九．六二%。學校和學生總數可以看出如下特徵：
（1） 國民黨所接收的學校計有：大學一所、大學預科一所、專門學校五所、中等教育學校七十五所、國民學校一○九九所，可以說日本時代所創設的學校幾乎全數被接收。
（2） 台北高等學校是一所名校，但戰後接收時被歸類為中等學校，其等級顯然被矮化了。
（3） 國民學校以外的大部分學校，其教職員比例和學生人數，日本人遠高於台灣人。
負責接收這些學校的機構分別是「教育部台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為「教育部接收委員會」）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者負責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含預科）和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後者負責接收專門學校、台北高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國民學校、職業學校等。
（二） 戰後學校的變化
這些日本時代所創立的學校，有不少學校在接收後校名仍維持不變，學校本身也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學校的定位、教師和學生是有所改變的。在此，先看學校定位有何變化，透過當時的官方文件，可以看出國民黨如何判斷這些學校的等級。
國立台灣大學是由台北帝國大學、預科、附屬醫學專門部和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合併而成的。學校的定位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基本上是戰前的延伸。
台北高校也延續了日本時代的校地設施，但卻被矮化為一般高中。戰前，該校匯聚全台菁英，其等級等同大學預科，因此不需參加入學考試即可優先進入帝大就讀，戰後的變化顯示出國民黨政府對該校的等級、定位有所誤解。
中學校和高等女學校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就如表二所示，被定位為「國內」（中國國內）的完全中學。所謂的完全中學，是指初中部（修業年數三年）和高中部（修業年數三年）六年一貫的學校。
多數的國民學校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基本上延續了戰前的學校形態。且如上所述，有些學校甚至連校名都一樣。
當然，即使學校形態、校舍和以前一樣，但教育目標著眼於去日本化，因此課程改為中文、三民主義等中國化的學習內容。許多台灣人不懂中文，根本無法適應學習內容的轉變。今日，這段歷史經驗，出現在不少台灣人的回憶錄中，可以了解戰後新「國語」的學習，令他們備感艱辛，同時也付出了不少代價。
二、從台北帝大到國立台灣大學
對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排除日本化的學習內容是必然的。但是，意外的是仍保留了許多日本元素，例如同一校名仍繼續使用、日本教師留任、日本學生照常上課等現象。
至於留用的日本人人數，根據湯熙勇的研究，截至一九四六年四月為止，全台共有七一三九人（不含家屬）被留任，其中，學術研究人員有四五六人，本節將探討台北帝大接收過程中日本教員留用的目的及其影響。
（一） 教育部接收委員會和日本教師的留用政策
如前所述，台北帝大成立於一九二八年，日本戰敗後，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以羅宗洛為首的教育部接收委員負責接收，詳細情況載於羅宗洛的〈接收台灣大學日記〉（以下亦稱「羅宗洛日記」）和〈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報告書〉。
關於日本教員留用的研究，多數先行研究都參考這兩份資料，本文也不例外，但將觸角延伸到本省人的回憶錄和在台日人的資料，擬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論述。
在此，先簡單介紹教育部接收委員的資歷和接收時所負責的工作。
─外省籍學者
• 羅宗洛（一八九八∼一九七八）：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主任委員，負責接收農學部）
• 馬廷英（一八九九∼一九七九）：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負責接收理學部）
• 陸志鴻（一八九七∼一九七三）：東京帝國大學工學博士（負責接收工學部）
• 趙迺傳（一八九○∼不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首任處長，兼接收委員）
• 范壽康（一八九六∼一九八三）：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本科教育哲學專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第二任處長，兼接收委員）
─本省籍學者
• 杜聰明（一八九三∼一九八六）：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負責接收醫學部），二二八事件中逃過一劫。
• 林茂生（一八八七∼一九四七）：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負責接收文政學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
羅宗洛日記中提到，杜聰明是台北帝大唯一的本省籍教授，因此邀請他擔任接收委員，而林茂生是由杜聰明所推薦的。在此，值得留意的是，接收委員中的外省籍學者多具有留日經驗。他們不僅具備高度的日語能力、熟知日本，甚至和台北帝大日籍教授是長年的知交，例如羅宗洛和山根甚信、松本巍兩人是老朋友，而本省籍學者杜聰明和日籍教授之間的交情就更不用說了。
台北帝大的接收日為十一月十五日，由接收委員會之主任委員羅宗洛出任第一任校長，十二月十五日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後正式開始營運。關於日籍教師的留用，在此將羅宗洛日記所述內容歸納如下：
（1） 留用日籍教授的原因是「政府不願使大學停頓，決重用日籍教授」。
（2） 杜聰明等本省籍台灣人反對留用日本人，並表示：「……臺胞學生則不願再受日人之教，欲乘此機會將日人在臺勢力一掃而光。如人才不足時，寧延聘歐美學者，再不然亦不惜暫時停頓，甚至降低程度云云。」
（3） 台灣大學學生不斷陳情抗議，最終在羅宗洛、馬廷英、陸志鴻等人說服杜聰明出面勸退的情況下，才得以解決。
換言之，羅宗洛日記所顯示的訊息是：外省籍教授力主留用日本人，本省籍學者和學生則堅決反對。但是，從今日台灣社會的情況來看，這樣的反差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杜聰明的意圖究竟為何？這一點有待相關檔案的公開才能解讀，在此，筆者擬根據台大接收過程中人事任用的變化，提出不同的看法。
根據〈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報告書〉和羅宗洛日記所示，本省人希望立即驅逐日本人，學生更是不斷陳情表示：「目下在職之日籍教授著名者不多，而臺灣學者優秀者甚多，可取而代之。」顯示出本省人極力反對留用日本人。針對此，羅宗洛表示學問不分國籍，並對人事任用原則提出以下回應：「1. 重用本省人。2. 招致國內優秀學者。3. 留用日籍教授，至於事務人員，除留用少數日人以貲熟手外，以用本國人為原則。」報告書還提到「最後本省青年學生始諒解斯意，不再反對」。
但事實上，台大各學院院長的遴選與上述任用原則完全不同，本省人並未受到重用。首任校長羅宗洛安排杜聰明為醫學院院長，但其他學院的院長、教務長和總務長則全數分配給外省人擔任。曾參與文政學部接收的林茂生，雖然擔任過先修班主任，但他在外省籍文學院長到任前，僅是文學院的代理院長，也就是說，即使是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林茂生，也與院長職缺無緣。
杜聰明雖然當上了院長，但他是唯一的本省人，院長的寶座也不安穩。羅宗洛寫給第四任台大校長傅斯年的私信中，顯示出他對杜聰明的不信任，他甚至毫不掩飾地表示：「杜聰明之失望是意中事，校長無分，一也；院長不穩，二也。今如以雷霆萬鈞之力解決此人，此時確是好機會，但恐引起多數台灣民眾之反感。」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杜聰明所處的環境也是危機重重，無時無刻都必須小心謹慎才能自保。
換言之，在此過程中，本省人完全處於劣勢。不僅得與外省人競爭，而且還必須留意日本人的留用所帶來的影響。以醫學院為例，杜聰明的回憶錄談到了本省人的出路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
光復當時，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卒業生卒業五、六年是副教授程度，所以各科卒業生起用為副教授兼主任，各科日本人教授留用一人而已。其他日本人助教授、職員、看護婦照政府方針遣送回去。留用日本人教授暫時為顧問在各科服務，待到本省卒業生能升為教授時，預定留用日本人教授移轉勤於第二附設醫院，不能阻礙年青本省教授之活動及發展。（略）但嗣後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日本人感覺不安，全部希望回日本矣。
由此可以看出杜聰明希望起用本省人來建設醫學院，並認為留用日本人可能會阻礙台灣人的出路，所以杜聰明認為兩者之間必須取得平衡。至於留用日本人，杜聰明並未在意僱用人數，也沒有任何反對的意見。筆者在確認過回憶錄的內容後，發現杜與日本人關係密切，他不僅沒有反對留用，甚至提供多方面的協助。
＊作者為大阪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教授，本文選自《日本時代的殘光餘影 : 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林初梅、所澤潤、石井清輝合著∕允晨出版）
